中国男人的多伴侣与性交易之间马太效应研究
文章导读: |
问题的提出
早在1948年,美国金赛教授就在其著作中坚持把男人的足以达到性高潮的任何一种性活动都网罗进来,加以整体考察。他说:“无论研究个体还是群体,必须考虑对象的多种性释放途径,尤其必须考虑它们各自对总体释放状况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金赛提出的这个“性总量”研究框架,无疑是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的潘多拉盒子;因为它很容易诱使后人得出“此消彼涨论”,也就是某种或某些性释放途径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其他种类的性释放途径的增减而造成的。
在中国,这种认识虽然尚缺乏专用术语和明晰的表述,但是实际上不但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且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到几乎一切相关的领域,尤其是针对男性时,针对各种各样的性活动时,更是甚上加甚。
例如在解释男人的性欲衰退或者性活动减少的原因时,民间普遍相信“少时欠债老来还”,就是年轻时性活动太多了,中老年时当然就少了。这是时间轴上的“此消彼涨论”。
更常见的则是横断面上的“此消彼涨论”。例如,在解释婚外性行为产生原因的时候,中国人(甚至许多研究者)普遍相信:主要是因为婚内性生活不满足,人们才会到婚外去寻求其他的性活动。反之,在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的领域中,一直有些人鼓吹“洁身自好”,其推理前提其实也是“婚内多,婚外就少”。
尤其是对于男人“嫖娼”的种种评论,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预防艾滋病的研究,其实都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男人是因为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行为太少(通常被表述为“性压抑”),才去找小姐的。
这尤其表现在“关注农民工,预防艾滋病” 的假设之中:农民工离家在外,在城市里又不大可能发生其他种类的多伴侣性行为,因此就更容易去“嫖娼”。同样,对于大学生与青少年,也是因为假设他们不大可能出现婚外恋之类的其他种类的性活动,才更加担心他们会去找小姐。
总而言之,性活动的“此消彼涨论”这个错误前提,不但很容易影响中国的艾滋病预防政策与具体工作,而且已经近乎于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常识了。这,非得用严谨的实证才能冲破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我国社会科学界对于性关系(而不仅仅是婚姻或择偶)的研究尚如凤毛麟角,研究性关系的主要发起者与主宰者的男人之性活动的,就更是暂付阙如。
相对而言,我国公共卫生界在预防艾滋病的研究中涉猎男人“找小姐”的论文日益增加。但是囿于其专业的限定,这些成果仍然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单独存在的行为。
可是,艾滋病通过男人的性传播不仅仅来源于“找小姐”,也来源于男人的其他种类的、多种多样的性关系与性活动,而且后一种渠道的传播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就是笔者的研究问题。
假设与检验手段
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00年与2006年两次进行的中国18~64岁总人口的性关系与性行为的全国多阶段抽样的问卷调查,采用封闭空间内同性别一对一的笔记本电脑辅助的调查方法(computer assistant survey)。第一次调查是60个初级抽样单位(PSU),3815个样本,抽样误差0.05,应答率为76%。第二次调查是100个PSU,5403个样本,抽样误差0.04,应答率为79%。
本文假设:中国男人的所有种类的多伴侣性活动,与性交易的人次之间,存在着一种倾向于“马太效应”的显著相关关系。在社会实践中,这种相关更可能是:多伴侣性活动种类的增长,显著地促进了性交易数量的加大。
本文的检验手段采用SPSS17.0版本,对2000年与2006年的合并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分析,所有模型均已进行了F检验并且排除了共线性结果。为了节省篇幅,统计细节不再列出。
数据已经分别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与2005年的1%人口普查资料进行了加权。本文所分析的是其中4685个男性加权样本。
本文以下所称的“上年”指的是:调查之时的过去12个月之内,而不是日历年。本文所说的“人次”则是以被调查者为本的频数概念:A与B有3次,与C有2次,则A一共有过5人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把被调查者当时的年龄、受教育年头数、每月收入总计、调查地点的城乡分别这4个足以基本反映中国男人最基本社会分层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每一个模型。因此本文的一切回归分析结果,都是在排除了这4个社会分层因素的作用之后,也就是处于同等的社会分层水平之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纯粹关系”。控制变量的设计与使用在我国学术界重视得还不够,因此特地指出。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就不再列出,仅仅在最后的总检验模型中作为示例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