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的归来——从两首歌看被压制群体权利诉求的变迁
文章导读:在许多社会群体运动和其他一些事件中,歌曲往往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将选取两首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代表歌曲,通过对其的分析和比较来探索在这两首歌曲之间时代变迁下被压迫群体对于自身权利诉求的不同面貌和变迁。 |
1 第二次女权运动中的《I’m a Women》
《I’m a Women》(下简称《Women》)这首歌由澳洲著名歌手Helen Reddy(后来移居美国)于1972年谱写,曾经被当时的女权运动者选为她们的主题曲。这首歌出现的背景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中。这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福特工厂女工争取同工同酬拉开帷幕。这一次浪潮的基调是消除两性差别,一大特点是“个人的问题即是政治问题”,一大特色是“提高觉悟”小组活动的广泛开展。而像写出《第二性》的波伏娃,《女性奥秘》的贝蒂•弗里丹和《走向差异的文化》的法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露西•伊里加蕾都出现在此次浪潮之中。
《Women》一歌共六段(其中三段为副歌)。三段主歌讲述的是一个完整故事,即从第一段的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权运动,第二段对当下(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反映,到第三段对女权运动继续从鼓励和由此应该在未来所达到的目标的一个总体描述。副歌所反复描述的则是女性从19世纪后半叶觉醒之后一路斗争中的艰难和在面对打击与困难时的百折不挠,表露的是女性对于自身坚强的笃定和由此为基础而必然能实现最终权利诉求的坚信:“yes,I’ve paid the price/but look how much I gained/if I have to, I can do(face) anything”。(是的,我已付出代价/但看看我所得到的吧/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做(面对)一切)。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三段主歌,则可以通过对比发现三段歌词的语气并不相同。歌曲开始时的情感是强烈甚至是坚决的,“I am woman, hear me roar/in numbers too big to ignore”。“听我怒吼”所表现的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浩大声势,并且与曾经饱受打击和压制的第一次为争取女性投票权而展开的女权运动相比,此次运动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反抗潮流之中。它并不是孤立出现的现象。在美国,它是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示威和同性恋群体“石墙暴动”引起的抗议一起出现的权利诉求运动。这些运动从一开始就并非彼此隔绝和独立,而是彼此联系甚至融合,例如黑人女性的身份使其同时处于两个运动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开始找回自己的声音,并且是“roar”的。曾经被压制和被驱逐于边缘的女性客体,如今重新归来,站在历史舞台上,开始张嘴吼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在第一段中,曾经被压制群体重新归来的不满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从强调主体“我是女人”开始,被剥夺的声音重新归来,并且因为“知道太多”(know too much)而不得不说出真相,即不能再视若无睹地隐藏(go back an’ pretend)。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知道”是归来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即当被压制群体对自身状况和处境一无所知的时候,被压迫和边缘的身份是不可能被意识到和揭露的,因此在其中的不公也就难以被抗议。这里的“i’ve heard it all before”便是最重要的原因,而在现实中,它所指的也就是第一代女权运动中那些在工业革命、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思想观点影响下而站起来抵抗的前辈们。他们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基础,因为曾经的“down there on the floor”已经被揭露,所以现在“no one’s ever gonna keep me down again”。第一段交代的便是这样的具体背景知识。而第二次女权运动也则是从这里再继续开始的。在第二段中,女性已经彻底明白她们“not a novice(初学者) any longer”。曾经或明或暗里的压迫和不公,掩饰和狡辩都已经失去作用。而因为她们对于平等公正理想的坚决诉求而使得她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来自传统——无论是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劳动中的剥削压迫——力量的反扑和企图对其的打击,而这也同样是副歌所反复表达的涵义。
智慧是从过去被压迫和迫害的痛苦中学得的,所以传统来自男权社会的花样已经是陈词滥调。当美国著名的迪斯科女王Gloria Gaynor在1978年从自己的意外事故中重新振作起来而写的那首《I will Survive》中,词作者通过幻想一个始终存在的“他者”来进行这次颇为坚决的诀别对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首歌当做一个女人对曾经反复折磨和伤害自己的男人(男友或丈夫)的诀别,语气清晰,态度坚定而潇洒。而对来自那个男性伤害的控诉也始终是这首歌的主要部分。但过去已经过去,如今的她也不再是曾经那个逆来顺受的女人,所以就如歌中所说的那样,“Did I crumble /Did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Oh no, not I, I will survive /O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ll stay alive”,这是一段新的人生的开始,是走向光明,而非滑入黑暗。在《I will Survive》这首歌中,女性的觉醒动力来自哪里,我们从其中不得而知,在这一点上,我们则可以通过《Women》来进行补充。前者通过处在一段异性关系中女性的觉醒来展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处在第二波女权运动影响下的女性觉醒程度,是目的清晰而对此十分坚定的。它所展现的意识正是后者一歌中第二段主歌部分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在这三段主歌部分,最有意思和有着明显变化的是最后一段主歌,也是这整首歌情感所希望终结的地方。在第三段主歌中,女性的“roar”变成了一种兄弟姐妹般,甚至是母亲般的诉说。“I am woman watch me grow/see me standing toe to toe”,在这开始的两句歌词中,我们能体会出其中情感的变化。开始时第一段的不满和愤怒在这里已经消弭,或显然的被压制,出现的是一种心平气和的描述。在这里,女性对男性提出“watch”这一要求,这并非传统霸道且具有剥削色彩的权力凝视(gaze)和观看,而是一种曾经的客体变成主体后对这一传统男性观看的改造和利用。权力的运转在这里出现明显地变化,就像莫奈那张惹恼众人的女性裸体画《奥菲利亚》一样。画中的裸体女人如今不再只是被观看和意淫的物质,而是“活”了之后,意识到男性视线的存在,并对此进行利用。莫奈画笔下的奥菲利亚眼神是直接且充满挑衅的,而在这两句歌词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一相似过程的转变,虽然表现的比较委婉和平和。女性不再是男性凝视或观看的创造物,而是自己意识的主体,所以此刻的她可以邀请男性观看,并由此对其提醒和颠覆。提醒的东西是什么?是“as I spread my lovin’ arms across the land”,在这句歌词里,我们看到的意象颇有意思。它所描述的是一个颇为古老的大地之母形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其传说和史诗中都时常把大地看做女性,这也是传统女性最为重要的一个形象,即母亲;而在历史文化构建下,母亲的角色被赋予特殊涵义,像慈善、宽仁、感性和无私的爱,这些涵义来源于男性视角,并出现在这里。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传统母亲形象的构建是在父系男权社会中完成的,因此它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和重新思考的,这一点在三次女权运动中始终是重要话题。男性凝视和观看所构建的女性形象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被当做彻底的“他者”来摧毁和铲除,它存在的方式更为复杂,因为它已经在男性所掌握的社会权力运作下被深深地镶嵌在女性自身的意识里。我们被告知我们是谁,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是那个人。这里的“告知”是霸权式的,一开始或许是暴烈的,但很快便因为男性通过自身权力运作把这一切转变成“自然”而进行内化,并最终被承认是“原始的”,而由此失去怀疑和批判力量。这句歌词出现在这里既可能是有意为之,即为了强调女性的这一宽广形象来指出她们对于应得权利的合法性拥有;但也可能是无意为之。但无论是有意无意,它最终所展现的都是男性凝视和观看的巨大力量与被其控制的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并且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即女性主义理论依旧是连字符的,意思是指它始终和一些像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并未能彻底地破坏她们所渴望重组的体制结构。在这一句歌词之下紧接着出现的是另一个形象,即“still an embryo”。这似乎和上一句的大地之母形象有冲突,但这里所指出的“embryo”显然是从女性在争取权利的这条漫长道路上的刚刚开始。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女权运动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半个多世纪的争取权利路程并不长,所以因此女性指出“a long long way to go”,并且最终呼吁男性的某种理解、帮助和加入。在第三段主歌中,出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是策略性的。对大地之母这一由传统男性社会所构建形象的强调是为了提醒男性;而对于“embryo”的强调则是为了邀请男性加入自己的运动,一起为争取平等奋斗。在这里,我们或许需要界定下“until I make my brother understand”中的“brother”身份。一方面,它可能是传统的掌握权力的男性,而另一方面,它所呼唤的也有可能是在男性社会中被压迫的一大部分男性,像劳工阶级,像性少数群体和边缘人等等。它的多义性是为了对不同听众的不同诉说。联合是其目的之一,而在男性社会中,能被联合的男性则大多是那些曾和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被压制、被沉默、被迫害和被驱逐的边缘人,而这其中,性少数群体便是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