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失调视野下冷战初期美国淫秽物品的危害
文章导读:冷战初期,淫秽物品被美国人视为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在剑拔弩张的冷战环境当中,公开展示性存在的作品,违背了美国主流社会规范和家庭遏制原则,容易被当作是淫秽物品。部分美国人担忧淫秽物品腐化美国人的道德品质,削弱他们的行为自制力,最终难以抵挡苏联共产主义者的“进攻”。为了减少性自由与冷战共识之间的偏差,美国社会重新兴起反淫秽物品运动,通过非正式审查的方式查禁淫秽物品,以此规避法院的司法审查。然而,美国社会在支持管控淫秽物品的同时,也关注对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共同形塑当代美国合乎宪法的管控淫秽物品模式。 |
淫秽物品是否有害影响美国政府管控淫秽物品的正当性。自从19世纪以来,美国人对淫秽物品是否有害众说纷纭、争论不断,随之对管控淫秽物品产生不同的看法。然而, 20世纪中期以前,反对淫秽物品者大多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认定淫秽物品铁定败坏道德品质。二战后,随着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人们希望社会学家帮助他们认识淫秽物品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在帮助美国人了解淫秽物品的影响同时,它也提出了解释淫秽物品的社会反响反应的学说。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认知失调理论》著作中提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术语,成为人们解释社会心理的重要范式之一。他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冷战初期美国人对淫秽物品危害的认识和反应。据笔者所能搜集的材料来看,国内外尚未有学者做专门的讨论。鉴于此,本文将使用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分析冷战语境中美国的淫秽物品问题以及应对举措,从而对该理论做一客观地评价。
1 美国主流社会行为规范的确立
与以往战争不同,冷战波及的地域范围广泛,没有一决高下的明确指明的战场,自然也没有取得明显胜利的手段。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人的想象中不仅敌人难以识别,还无处不在,甚至有可能躲藏在家中和学校。在这场没有战场的战争中,家庭无疑成为美国人响应政客抵御共产主义侵袭的前哨阵地。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下,美国国内同样推行遏制战略,重新规范个人行为和家庭生活,以期为美国在冷战对峙中获胜做好准备。冷战初期,美国主流社会推崇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生活模式。自乔治·凯南提出遏制战略以来,这种遏制苏联的外交政策,同样适用于美国国内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颂扬核心家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克制的保守主义者的理想”观念,在专家和政客的推波助澜下,为主流社会重新推崇。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将其概括为家庭遏制原则(domestic containment),成为指导当时美国人私生活的方针。此时,为了避免被苏联间谍的性诱惑,美国男子必须结婚组建家庭,将其性欲限定在婚姻内部。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婚姻中实现性满足的男子,不会被外界的色情、卖淫、“荡妇”所诱惑;妇女在获得性满足之后,会全身心地相夫教子。换言之,家庭开始成为美国人躲避物欲消费、性变态行为、漂泊的现代生活以及冷战国际压力的“心灵堡垒”。异性恋成为唯一合法的欲望表达方式,将其制度化也意在构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基础。只有遵守异性恋性别范式,尽早结婚、组建家庭,才是美国人的象征和爱国的表现。个人行为也要受到国家安全的宰制。冷战初期,维护国家安全成为美国社会重点关注的目标,甚至连公民的个人行为都要受制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裁定和审视。美国人相信,只要美国公民保持高昂的士气、坚强的意志,无坚不催,就能严防苏联从内部“颠覆”其国家政权。他们在强调男子气概的同时,也担忧“‘心理失调的’男子可能会很虚弱,变成苏联的间谍;或者他们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指挥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他们普遍推崇“坚韧的男子汉气概”,指望强壮、阳刚的男子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从新政以来,男子汉气概不再是由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进行衡量,更多的是通过供养能力来体现。冷战是一场没有具体战场的战争,决定美国男子无需手拿枪械到前线打仗,而是通过“在家庭和职场取得成功,以及成为一个好父亲、养家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来履行他的公民责任。在此情形之下,结婚生养子嗣才是正常男子的表现,反之则被当作性变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按照国内遏制原则,那些违反主流社会规范的行为,则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理应受到规制。美国国内保守的反共人士叫嚣“性和家庭行为偏离恰当的准则,将可能导致社会紊乱,乃至国家的损伤”。在此情形之下,淫秽物品与同性恋、妓女一样,因为燃起的性欲念头,不合乎异性恋婚姻的性行为模式,违反了主流社会的家庭遏制原则,因此被当作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2 淫秽物品对主流社会规范的背离
淫秽物品对主流社会规范的背离,主要体现在违背家庭遏制原则、败坏民众的道德品质以及削弱自制力等方面。因此,淫秽物品被看成是败坏公民道德、削弱他们肌体的“污染”源。接下来将围绕这几点展开具体阐述:首先,淫秽物品违背家庭遏制原则。大众传媒传播的情色内容,公开展示私人性行为,违背了主流社会的性遏制原则,容易被定性为淫秽物品。时人将淫秽物品激发的性欲看成是洪水猛兽,是一种颠覆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为了维护传统的性道德和异性恋婚姻框架,着重采用作品是否激发受众产生下流的性欲为标准,评判被控作品是否淫秽。1957年,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起草的刑罚草案对淫秽物品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即:超越描述性事惯有的得体界限,并且整体上主要引诱受众痴迷于“裸体、性或者排泄”的物品。美国法律协会对淫秽物品的定义,仍旧遵循描写两性私密的性事理应限制在家庭内部的立场。法律协会维护传统性道德的做法也为同时期的联邦最高法院所借鉴。最高法院在“罗斯诉合众国案”首次制定淫秽物品的宪法标准,即,“采用当代的小区标准,物品的主题从整体上是否吸引普通人的色欲”。从这里看出,最高法院制定的淫秽物品标准,严厉禁止性爱作品公然挑逗受众的色欲,意在维持传统的性道德观念。正如有学者所言,淫秽物品不合时宜地公开展示性事,违反了主流社会的性遏制原则,自然成为冷战初期的全国性议题。其次,淫秽物品容易败坏公民道德品质。美国自认为是上帝眷佑的国家,自清教徒迁移到北美殖民地以来,孜孜不倦地建立基督徒模范的“山巅之城”,为其他基督徒树立起楷模。如今美国社会却充斥着淫秽物品,无情地诱惑青少年和士兵购买。一些专家和社会学家“科学证明”淫秽物品败坏公民道德意志力的危害,加重了美国人对淫秽物品的社会恐慌心理。本杰明·卡普曼(Benjamin Karpman)是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主治心理治疗师。他借用生理本能的需求理论,解读青少年对淫秽物品欲罢不能的原因。在他看来,一旦被灌输邪门歪道的知识,青少年出于天生好奇的心理,将会迫不及待地寻找更加刺激和振奋人心的物品。他们的猎奇心理已经被淫秽物品商贩摸得一清二楚,不断被调动购买的欲望。“正如麻醉品的兜售者那样,他唯一的兴趣在于,确保其顾客‘上钩’,他知道一旦‘上钩’,他们就会不停地付钱。”一些学者甚至勾勒淫秽物品让读者堕落的过程。在淫秽物品商人的诱惑下,读者阅读的作品越来越露骨:“从‘边缘型’淫秽物品到真正的淫秽物品,最终是性变态,主要是同性恋、虐待狂和受虐狂的淫秽物品”。嗜黄成瘾的人将以犯罪形式释放其内在的张力。专家学者的论证让美国人对淫秽物品败坏公民的道德意志力深信不疑,相信淫秽物品不利于孩童形成强健的男性气概和自我意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最后,淫秽物品削弱备受清教徒珍视的自我克制力。清教徒非常强调遵纪守礼,重视个人的行为约束力,警惕任何可能腐蚀个人的“邪恶”。在美国人看来,淫秽物品和同性恋一样,都能削弱个人的道德意志力,容易使美国人沦为外部诱惑的“阶下囚”。他们深信,如同“一个同性恋可以污染一个政府部门”,淫秽文学将导致“我们的思想污染”。因为年青人在精读漫画和女子色情装束杂志之后,容易对色情作品上瘾、欲罢不能。更何况一些色情作品甚至教唆读者吸毒或者灌输性变态的知识,让后者失去理性的判断力。淫秽物品让受众形成心理依赖,它的危害比麻醉剂更大。奥利弗议员援引一名洛杉矶警察署长的话说,“麻醉剂可以通过洗胃排除毒瘾,但是毒害心智的污秽品将造成永久性伤害。”随着苏联成功试射原子弹,美国人在冷战对峙中丧失了“两洋天险”保护的优势,将自己的国民和领土暴露在苏联进攻的视线之内。美国政客强调提高公民的道德意志力,在将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重担泛化到每个人的同时,也加剧了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美国人成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破坏者。在冷战对峙环境中,包括淫秽物品在内的社会问题不断,个人丧失行为控制力的危害被无形之中放大,乃至与苏联共产主义者颠覆美国国家政权的威胁相提并论。这一点已经被小施莱辛格(Schlesinger)和杜勒斯国务卿做过大篇幅的阐述。可见,美国人将社会顽疾当作是苏联共产主义者的糖衣炮弹,实则回避了对本国社会问题的正视和解决。淫秽物品成为冷战初期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淫秽物品公开展示性行为,削弱民众的道德意志力,被惶恐不安的美国人当作苏联共产主义者的糖衣炮弹。美国民众相信,阅读淫秽作品与吸毒、同性恋行为一样,败坏公民道德,削弱他们的肌体,最终向共产主义者举手投降。国内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某些左翼人士销售性爱作品,让美国人的担忧看似有了合理依据。部分人士开始比附希腊和罗马的覆灭,担心淫秽物品让美国社会陷入衰落境地。韦斯伯里深信,淫秽物品的泛滥将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他指出,如果美国覆灭,与其说是来自外部敌人的进攻,不如说是来自内部“如同一种凶残的癌症吞噬我们的道德和精神基石”。于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重新兴起一场反对淫秽物品的运动,试图根除淫秽物品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
3 反淫秽物品运动的重新兴起
冷战初期,淫秽物品有悖于美国人应对冷战的认知心理,为了减少偏差,美国社会重新兴起一场反对淫秽物品的运动。在冷战初期剑拔弩张的社会氛围,美国人寄希望于通过发动肃清淫秽物品的运动,强化民众的心智,抵制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这场运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他们不再是康斯托克之流的道德主义者,而是正派、普通的愤怒者。社会各界纷纷成立社会团体,采取非正式审查的方式,抵制淫秽物品行业。非正式审查淫秽物品的行为大行其道。1955年,国会成立电影和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断言无意建立全国性审查委员会的决心。该委员会断然拒绝“所有政府审查的建议,因为这完全不合乎自由的媒体在一个自由国度为自由民众运作的美国式基本观念”。美国人不赞成政府审查淫秽物品的方式,并不代表他们对淫秽物品问题束手无策。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诫民众不要盲目地审查书籍,但是反对淫秽物品者一致赞成,“淫秽物品不应包含在言论自由当中,理应受到审查”。在最高法院没有司法审查管控淫秽物品问题之前,反对淫秽物品者打着维护社会道德的旗号,对淫秽物品进行审查,丝毫不顾及是否损害公民合法的性表达自由权利。此时社会团体和警察不愿走正常的法律途径,而是采用隐秘的非正式审查方式通过司法诉讼公开审理案情,容易产生“禁果效应”,让那些本该被审查者压制的书籍却被销售商以法律起诉大肆炒作,增添民众对该书的好奇心理,反而刺激社会上对该书的需求量。此外,司法诉讼不适宜于大规模压制众多书籍。相比之下,非正式审查淫秽物品的方式成效更大一些。销售商和书商通常为了息事宁人,减少法律诉讼的麻烦,也对这种私下审查的方式就范,实现快速查禁淫秽物品的目的。各类宗教团体成立的社会团体,主张团结协作,共同抵制淫秽物品的泛滥。天主教会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反对淫秽物品的重要的压力团体之一。1938年,他们成立审查淫秽物品的重要组织之一,便是全国高雅文学办公室(NODL)为消除人们对NODL组织的误解,从原有的“高雅文学的全国性组织”更名“高雅文学的全国性办公室”(The National Office for Decent Literature),但是英文字母缩写未变。,负责审查国内黄色儿童文学作品。后来又与新教徒、犹太教徒联手,到20世纪50年代发展成为最大的全国性反对淫秽物品组织。全国高雅文学办公室依据宽泛的道德标准,每月在全国天主教徒周刊发布少儿类读物的“黑名单”和“白名单”“黑名单”往往是由天主教妇女大主教理事会的五名成员一致同意后所开列;而“白名单”则是支持天主教徒青少年阅读的有益身心健康的作品。,引导民众阅读有益身心的书籍。全国各个教区的牧师负责依照NODL列举的黑名单,通常用抵制和奖励的方式向本教区的书商传达天主教徒对书店销售书籍的看法天主教区的牧师依照NODL的黑名单,给书店张贴一张销售得体书籍的证明,然后建议天主教徒只光顾带有这种标示的书店。但是,如果发现书店销售“黑名单”上的作品,往往劝说书店老板停止销售。而书店老板在听到这种建议之后,迫于社会舆论和司法起诉的压力之下,往往自动就范。从这个角度来,NODL列举的黑名单不只是引导天主教徒的阅读内容,也危及到其他普通民众的阅读内容。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使用这份黑名单,导致压制阅读作品的范围过于宽泛。这也是黑名单迫受诟病的重要原因。Nodl组织列的黑名单不仅在全国天主教教区散发,还被各类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所采用。例如,佛蒙特州伯灵顿市发行的《新闻》(News)在1954年9月28日刊发的社论表示,市政委员会依照Nodl的黑名单,开列本市禁止销售的“150本漫画书、250多本杂志和65种‘文摘类’小说”的黑名单。无独有偶,1955年,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和田纳西州制药联盟使用Nodl的黑名单在全州开展清理药店销售淫秽读物的运动。这样,全国得体文学办公室审查天主教区乃至全美少儿类读物,而无需担忧法院的司法审查。该组织自诩,当反淫秽物品法存在法律漏洞、有益儿童身心的娱乐设施较少时,自当承担起铲除少儿不宜作品的重任。与NODL民间团体没有执法能力不同,警察因其掌握公共权力执行的行政审查,危害性更大。1946年,国会通过《行政程序法》,规范执法部门的工作程序,保障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这部法律要求执法部门召开听证会,听取被告的抗辩,无疑加大执法成本。为了提高执法效力,警察、邮政部和海关部门纷纷成立内部审查机构,指导淫秽物品的审查工作;抑或干脆使用行政审查的方式进行淫秽物品的管控。譬如,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成立一个由12名警员组成的警察审查署,主要负责浏览是否有不良杂志、漫画书和平装本书籍,从中鉴别出疑似淫秽物品。这些人在发现作品中含有淫秽内容时会标注记号,并把这本疑似淫秽的书籍样本送交给检察官。如果检察官同意警察判断的话,就给销售这本书籍的商人下达不准销售的通牒,否则将面临被起诉的威胁。一般而言,书商在听到这番话之后,就会迅速将这本书撤架,因为抵制警察和检察官既耗时又费钱。这样,既没有公众听证会,也没有陪审团审判,警察和检察官就能轻而易举地查禁某本疑似淫秽的书籍底特律警察从不公开禁书名单,就连一向神通广大的报社也无法获得,公民团体自然很难挑战它的审查是否合理。。单是在1951年,警察审查署的警察筛选了726本书、394本不同杂志,并且“扣留”45.4万册违禁出版物。底特律警察巡官赫伯特·W. 凯斯(Hebert W. Case),也是底特律审查署的主管。他在1952年的盖辛斯委员会上作证时吹嘘,如今底特律警署的审查对于出版商至关重要,口袋书的出版商在出版作品前自动提交到底特律警署进行审查。因此,私人团体和警察、检察官审查书籍的行为交织在一起,成为二战后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书商面临的威胁基本上不是来自官员,而是自诩保护社会道德的私人团体。不过,冷战初期,美国社会重新兴起的这场反对淫秽物品的运动,很难再像19世纪末的康姆斯托克那样建立起道德审查的王国。一方面,美国民众发动抵制淫秽作品的审查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刊登诸如半裸和全裸女人照的边缘型淫秽物品,因为这类书籍公然摆放在书报亭,容易被青少年购买。这种有选择性地审查淫秽物品的方式,削弱了审查淫秽物品的效力,这也是审查淫秽物品不能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审查能否遏制淫秽物品泛滥的态势,日益遭到美国社会人士的质疑。检察官和邮局稽查员即使查禁一期有问题的杂志,也很难完全将其铲除,因为这类出版社很快改头换面、更改邮寄地址继续发行。一些实力雄厚的出版商甚至把“查禁书籍的事实看成是一种赞美”,试图在其他地方提高销量。布兰沙德也敦促美国人反思支持审查淫秽物品的行为是否有效。在他看来,“美国存在大量利用性事的文学,就是数百万的美国人喜欢这种刺激,愿意花钱购买。可能我们的‘反对’实际上是一种沉溺,因为它允许我们钻研这类禁书”。当人类无法实现正常的性满足时,就会情不自禁地钻研禁书,获得感同身受的性刺激。
4 结果分析
美国社会重新兴起反淫秽物品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能将民众的私人行为重新规范在传统道德秩序之下。美国人为何还要支持这场审查淫秽物品运动,从中又反映什么具体的历史情况?以下将围绕这些内容进行阐述。美国人支持审查淫秽物品是出于冷战对峙的政治需要。在冷战初期剑拔弩张的社会环境中,淫秽物品削弱民众的道德品质,不利于美国人有效应对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者的突袭,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毕竟,相比于遥不可及的苏联外部威胁,美国国内危险或许更能让美国人有切身感受。接连曝光的苏联间谍事件,更是让美国人成为惊弓之鸟,警惕随时出现的突袭。渴望事先寻求防御的美国人,试图在危险到来之前将其规避掉。于是,美国人特别关注淫秽物品这种明显有伤风化的事物,试图通过铲除淫秽物品来消除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讲,认知失调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冷战初期美国淫秽物品问题的严重性。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人对淫秽物品的心理态度,不仅仅取决于客观的淫秽物品市场规模大小,还受制于历史环境的影响。当整个社会要求众志成城地应对外部挑战时,内部任何一丝懈怠和漏洞都会被无限放大,让警钟长鸣不敢有丝毫怠慢。淫秽物品违背冷战初期美国社会规范,成为美国社会焦虑恐慌心理的折射物,这种恐慌心理反过来又被应用到对美国人私人行为的规制当中。联邦政府正是通过第二次红色大恐慌这样的非常时期,加强联邦政府对个人行为的干预力度。像美国总统在这一时期签署忠诚宣誓计划,加强对联邦机构职员的审查,试图将那些害群之马剔除出政府队伍。美国人支持审查淫秽物品,反映时人紧张焦虑的社会心态。经历过大萧条、二战的炮火洗礼,美国人已经不愿再经受战争的磨难,而是想要营造安定的现世生活环境。二战后,美国人希望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却依旧面对“官僚政治的复杂、冷战的不安全和个人掌控感削减”的世界。在紧张对立的国内外局势中,美国人渴望拥有对生活的确定感,无法容忍任何诸如淫秽物品之类败坏社会道德、诱发性犯罪率升高的事物。他们试图通过审查淫秽物品,肃清威胁民众道德品质的不良物品,减少危害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物。这也说明,不同时期人们对淫秽物品危害的认知是社会心理构建的产物。这场反对淫秽物品的运动,更多地建立在营造安定环境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一旦冷战局势缓和,美国民众的心态发生变化,使得开展这场运动的前提荡然无存。不过,历史又比理论抽象的演绎更为复杂。对于淫秽物品这种极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来说尤其如此。在看到美国社会反对淫秽物品舆论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支持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另一重面向。后者依托沃伦法院强大的支持,在与审查淫秽物品者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形塑美国人享有的性表达自由权利的范围。美国社会不愿无限度地容忍审查的行为,而对个人的权利置若罔闻。一些学者不赞成以阅读作品诱发不良后果为由,查禁所谓的“滋生不道德、暴力或者颠覆政府”的书籍。在他们看来,这类书籍未必在现实生活中危害社会道德和秩序,或者说审查未必可以提升社会道德和秩序,反而会损害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权利。部分社会团体依据宽泛的道德标准,查禁许多含有社会价值的作品,引发那些饱受审查之苦的社会人士的不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明确指出,“反对任何官方或私人的审查,不论是警察、全国得体文学办公室,还是任何其他团体。我们相信,本国人民应该享有包含在第一修正案原则里最大程度的自由”。以公民自由联盟为首的社会团体,依托沃伦法院强大的支持,坚决维护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权利,大大削弱那些反对淫秽物品团体的社会影响力。在反对审查淫秽物品的过程中,一些公民自由团体提出管控淫秽物品的宪法议题,阐明保护性表达事自由权利的重要性。当审查非但无法遏制淫秽物品市场的扩大,反而可能损害个人的宪法权利时,这种管控淫秽物品的行为自然需要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1957年,沃伦法院接收“罗斯诉合众国案”,首次正式审查联邦政府管控淫秽物品的行为,终结了非正式审查淫秽物品方式的有效性。不仅如此,此后沃伦法院在淫秽物品案件不断做出开明化的判决,为淫秽物品行业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民众接触的性露骨作品的种类日益增多。
综上所述,围绕冷战初期美国人对淫秽物品的认识、反应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美国人基于传统性别规范和家庭生活为基础建立的冷战共识,与美国人实际的日常生活存在很大的出入。他们通常经过自身心理棱镜的过滤,形成与这种心理相忤逆的事物认识,折射出他们对当下美国社会的认识和态度。一旦美国社会减轻社会焦虑情绪,客观地认识社会和国内外局势的时候,也会导致赖以它所存在的冷战共识基础荡然无存。依照利昂·费斯汀格的理论分析冷战初期美国淫秽物品的危害,可以发现美国社会对淫秽物品管控的分歧之大,正是这些不同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当代美国形成独特的管控淫秽物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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