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和情绪的关系研究综述
文章导读: |
性(sexuality)“是强烈情感的汇聚之地”。“它不可避免地要调动的强烈情绪使性的世界变得极其敏感,性因之而成为众多需要和欲望的传动带:爱恋与愤怒,体贴与挑衅,亲密与冒险,浪漫与劫掠,快乐与痛苦,同情与强权。”性与许多情绪反应联系在一起。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所体验到的最为生动的情绪中,与性相关的情绪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无须引用学者们的话,仅凭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接受:在性和情绪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性能够调动非常强烈的情绪;另一方面,性又非常敏感,很容易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本文对性和情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了其启示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
既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了性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性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及情绪状态对性的影响。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性对情绪状态的影响
这方面研究考察的是,当想到、看到、听到与性相关的事物或者从事与性相关的行为时,个体会体验到怎样的情绪。
性和羞怯感
Izard等人研究了性和羞怯(shyness)之间的关系。借助于差异性情绪量表(differential emotions scale),研究者测量了作为一种特征存在的羞怯倾向,结果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男性相对于女性更经常地体验到羞怯的感觉。Lewis曾假设,女性相对于男性会更容易体验到羞耻感和羞怯感。Izard等人的研究结果似乎与此相冲突。不过,在测试对象对性交的场景展开想象之后,研究者马上通过差异性情绪量表测量了作为一种状态存在的羞怯感,结果却表明,女性比男性体验到更强烈的羞怯感。而且,相对于有过性交体验的女性,没有性交经验的处女表现出了更强的羞怯感。就性的道德规范而言,在对性的场景展开想象之后,相对于那些认为性交可以发生在非爱情关系中的男性,认为性交只应发生在爱情关系中的女性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羞怯感。
性和羞耻感
Izard认为,性和羞耻感之间的联系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性特征和性行为会引发人们的羞耻感。当然,究竟是哪些特征和行为会引发羞耻感,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差异。
此外,Izard还讨论了儿童的探索行为对性和羞耻感之间的联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儿童对未知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兴趣,这激发了他们的探索活动。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观察和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官。而且,他们还经常试图探察异性成员的生殖器官。如果这些活动被成人看到,儿童很可能会遭到嘲笑、训斥或惩罚。于是,性和羞耻感之间的联系就得到了强化。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性活动——甚或只是对性活动的预期——都可能引发强烈的羞耻感,以至个体的性生活受到了抑制,甚至遭到根本性的破坏。
性和负罪感
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负罪感指的是个体体验到负罪感的倾向性。作为一种情绪状态,负罪感指的是延续时间较短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一次实验中,Mosher考察了与性相关的负罪感(作为一种人格特征)的影响。对不同的个体来说,性引发负罪感的可能性是不同的,或者说个体因性而体验到负罪感的倾向是不同的。根据这种倾向的强弱,参与实验的女性被划分成组。不同的小组或者阅读中性的文学作品片断,或者阅读带有性描写的文学作品片断,主持实验的女性或者在场,或者不在场。结果表明,在阅读性文学片断之后,只有负罪感倾向较强的那个小组的负罪感(作为一种情绪状态)出现了明显的增强。
从上述实验中我们得知,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会因与性相关的事物而体验到负罪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个体的人格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与性相关的事物本来就容易引发个体的负罪感,那么这些个体在接受性方面的刺激后就更容易体验到负罪感。
Izard和Caplan重复了Mosher的研究,不过增加了男性被试。相对于阅读色情片断的女性,阅读色情片断的男性明显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性唤起、兴趣、快乐以及更低程度的厌恶。不过就性所引发的恐惧(fear)而言,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之后几年,Izard等人再次重复了Izard和Caplan的研究,并做了一项改动,即被试与主持实验的人属于不同的性别。该实验测量了多种变量:性唤起、兴趣、快乐、惊奇、懊丧、愤怒、厌恶、羞怯和负罪感。在这里,笔者将主要介绍与负罪感有关的发现。
在实验之前,研究者首先通过差异性情绪量表测量了被试的情绪状态。结果显示,仅仅因为主持实验的人是异性,相对于女性,男性明显表现出了更高程度的性唤起、惊奇、愤怒、厌恶、恐惧、羞怯和负罪感。
与Izard和Caplan的研究相比,Izard等人的研究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主持实验的人是异性,这使得两者获得了多方面的可比性。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差异的效应,研究者对比了两次实验的前试数据(pretest data)。分析表明,由于主持实验的人是异性,男性的性唤起程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而女性的性唤起程度则出现了轻微的下降,不过在统计上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男性的负罪感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女性的负罪感则下降了,不过在统计上同样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研究者承认,他们所拥有的数据无法解释异性主持者的存在为什么更容易对男性的情绪产生强烈的影响。
对“异性主持者”和(中性的或者与性有关的)“阅读片断”的交叉效应的分析表明,无论阅读的是哪种材料,相对于实验主持者不在场的情形,被试在异性主持在场的情况下表现出了更强烈的负罪感。
在另一项研究中,Izard等让被试对性交的场景进行想象,然后测量他们的情绪反应。此外,研究者还测量了被试的情绪特征、性方面的道德标准和性经验,以考察这些因素对情绪反应的影响。分析表明,性经验与负罪感这种情绪特征(而非状态)存在着曲线性的相关关系。仅有一次或少数几次性交经验的被试表现出最高程度的负罪感倾向,性经验更为丰富的被试表现出最低程度的负罪感倾向,毫无性交经验的被试居于中间位置。
个体的性经验水平对想象性交场景所引发的负罪感状态也具有明显的影响。就女性被试而言,个体的性经验愈丰富,体验到的负罪感就越少。就男性被试而言,性经验对负罪感状态的影响类似于我们在被试总体中发现的性经验对负罪感特征的影响,仅有少数几次性经历的男性表现出最高程度的负罪感。
性的道德标准也会影响负罪感状态。在对性交场景进行想象之后,相对于能够接受婚前性行为的被试,无法接受婚前性行为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负罪感。一般来说,被试对性的态度愈是开放,他们在想象性交场景之后所体验到的负罪感程度就愈低。这些发现与Lewis的假设不完全一致,后者认为男性更容易体验负罪感,而女性更容易体验羞耻感和羞怯感。在前面,笔者已经指出,在对羞怯这种情绪特征(或倾向)进行的测量上,男性比女性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负罪感这种特征(而非状态)。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尽管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容易体验到羞怯感和负罪感,在实验中,也即在想象性交场景之后,女性则表现出更强的羞怯感和负罪感。此外,在日常生活中,相对于处男,处女会体验到更多的负罪感。最后,研究者指出,Lewis的假设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而他们的研究数据则仅仅适用于性行为。
性和(对死亡的)恐惧感
Goldenberg等人认为他们证实了(与身体或生理相关的)性能够引发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原因是它能够使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增加对死亡的担忧。最后,他们还假定,不只是性,所有能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动物本性的方面都可能具有威胁性,让人们产生恐惧。
性和积极的情绪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关注的都是消极的情绪。不过,我们不应由此认为,性只会引发消极的情绪,因为这显然是有悖于现实的。而且,的确有研究显示,性能够引发积极的情绪,如Izard和Caplan的研究以及Koukounas和McCabe的研究。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能够得到如下一些启示:(1)与性相关的刺激能够引发多种情绪状态,如羞怯、羞耻、内疚、恐惧、快乐等,其中既有消极的情绪,也有积极的情绪;(2)在对性刺激所作的情绪反应上,男性和女性存在着差异,这说明性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3)其他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包括个体在性方面的道德标准、性经验以及一些特定的情境(如主持实验的人是否在场、是异性还是同性等);(4)一些情绪既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而存在(情绪特征或倾向),又可以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而存在(情绪状态);前者会对后者产生影响;(5)各个群体内部(包括男性、女性以及接受同一刺激的各个小组)也存在着差异,并不会对同一刺激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差异既可以体现在反应的强度上,也可以体现在反应的方向上。
不过,既有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除了少量的理论思辨(如Izard对性和羞耻感之间关系的分析)外,既有的研究基本上全是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为了精确地考察某些变量的影响,它们严格地控制了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从而使实验室情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状况。即使在研究者谈论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们的分析也不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考察上,而是建立在对情绪特征的测量上。由于实验室情境明显的人为性质,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地用来推论日常生活中的状况。研究者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如Izard。
其次,由于方法上的局限,心理学的试验研究不可能引入太多的变量(否则,要么必须增加被试的样本量,从而增加研究的成本,要么无法验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例如,在1974年的一项研究中,Izard和Spiegel等人仅仅引入了性的道德标准、性经验和几种情绪特征。这使得他们在解释性刺激所引发的情感反应时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几个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重要的差异,他们或者放弃进行解释,或者只能进行猜测了。而且,事实上,由于对相关关系的重视,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差异被掩盖或忽视了。例如,Izard等人证明,就女性被试而言,个体的性经验愈丰富,体验到的负罪感就越少。这种分析建立在相关关系的显著性程度上。但是,这代表的只是总体的倾向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女性被试都呈现出同样的模式。那么,该如何来解释女性群体内部在这种反应上的差异呢?这些研究者没有试图给予回答,也不可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回答。再如,上述研究还表明,在性经验和负罪感的关系上,男性被试表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为什么男性和女性会表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这同样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总的来说,在性对情绪状态的影响上,既有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差异,并解释了其中的某些差异,但更多的是没有得到充分解释的差异以及完全受到忽视的差异。为了达致更深入的理解,将来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些差异,并致力于提供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