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值的体认与艾滋病防控

    20世纪80年代末，视之为西方性自由产物的艾滋病刚刚传人我国，尚未引起人们重视。随着感染病例的增多，相关机构和专家开始指出要以他国为鉴，不能等到大规模流行之后再去补救。时至今日，我国艾滋病的防控形势相当严峻，这是可以肯定的。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多种，这里从生命价值体认的角度进行一些讨论。
　　人人都珍爱自己的生命，但珍爱的程度是否一样？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出于生计考虑而不顾惜自己身体的人群：山西煤窑里的矿工，河南卖血的农民，全国各地的小姐、MB，这些人面临着身体受到侵害、生命受到威胁的处境，但却难以或不能乃至不愿、不知脱离。由此得出结论说人们对各自生命的珍爱程度并不相同是容易的，不过其论据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笔者在此扩大视角，所主要关注的是不从事特殊职业的、属于社会中间阶层的、普通人群对于个人生命价值的认识差异。
　　这需要进行中外之间的对比。就艾滋病防控而言，欧美从20世纪80年代的相对流行已转为现在的总体上得到控制，这与他们具有安全性行为的较高意识很有关系。艾滋病防控和较活跃的性表现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双方，其间以安全套使用为重点的安全防护 是沟通渠道。在欧美国家，近些年来非固定伴侣间、临时偶然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从而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的感染率。但应注意，上述国家虽也进行了相关宣传，不过力度并非一般想像的那样大（开始时力度相对比较大，公众普遍接受后即转成为提示性的宣传）。也就是说，使用安全套总的看是一种自觉行动，并不需要别人去反复指导的。
　　反观我国，即便性对象是娼妓，行为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比率也是比较高的。一旦因此染病，患者最初的反应通常是惊讶、不相信，哀叹自己为什么如此不幸，仿佛命运单单对他不公。他真的就不知道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吗？实际上，以现在的资讯覆盖水平，相关信息已经多到了想不听都不可能的程度，有的只是听多听少的区别。那些染病者真正缺乏的其实是对艾滋的敏感性，如果确实敏感的话，他会主动地去多获取些相关信息，有的人甚至不必如此，仅凭较少的必要信息他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拒绝高危行为，远离HIV病毒。不这样做，可见染病者差于别人的是防艾惜命的自觉性。
　　艾滋病的输血感染在欧美国家已很罕见，而我国仍是一个问题，某些地方曾经很严重，影响恶劣。从被感染者的反应来看，他们能够让医院承认责任，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费已经就是一个可以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数十万元是社会和受害者认可的生命补偿费。而在欧美，相应金钱是远远不够的。输血传染与例如车祸致人死亡不同，车祸的责任者并无主观放任，输血则不然，只要经过必要的检测程序，HIV病毒是可以查出的。不管责任者提出怎样的客观理由，他们都是知道可能性却不事先积极预防，在主观上具有放任倾向，具有过失杀人的因素。在欧美国家，感染者深痛自己生命的无端被剥夺，所要求的赔偿费在我们看来就是天文数字，而社会并不以此为异，法院也能够支持。其结果是，供血、输血机构为了避免成为诉讼对象，对血液质量会非常严格地进行把关，从而输血感染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