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板块冲突启示下艾滋病预防宣传思维方式的转换
文章导读:针对我国近年来性传播途径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趋势,借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这一趋势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化领域中几大文化板块的矛盾与冲突削弱了社会价值整合力度,是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根本性原因。在总结以往和当前艾滋病预防宣传之潜在逻辑特点的基础上,指出遏制这一趋势的根本路径在于实现文化的整合。虽然文化整合一时难以实现,但也应该沿着这一路径,把文化的因素引入预防宣传中,以拓展预防宣传的内容。 |
防艾宣传画
1 艾滋病感染途径的比例变化及其可能引发的严峻形势
据中新社北京2004年7月29日报道,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刘康迈指出,中国如不能采取有效干预行动控制艾滋病传播,预计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可能达到1200万。自从1985年中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病历迄今,中国约有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年来增长幅度超过30%,大大高于国家制定的10%的控制目标。
2005年11月28日下午,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公布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态势,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我国正处于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期。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累计死亡7773例。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传播途径仍以经吸毒传播为主,出现了三种传播途径并存的局面。其中,注射吸毒占40.8%,既往采供血占23.o%,性传播占9.0%;途径不详者占23.4%,估计其中多以性传播为主。”从数据可知,2005年经性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占据的比例最高可能达到30%。而在1997年,性传播在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中还仅仅占5.5%。近年来,性传播途径比例的不断上升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种危险趋势。
从国际经验看,国际上艾滋病传播主要是通过性接触。虽然目前我国主要是以吸毒传播为主,但国外的经验已经表明,从吸毒传播为主转向以性传播方式为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比如泰国2001年由性行为传播的比例为84.3%)。今年的统计数据反映,这种危险趋势在我国已露端倪。如果艾滋病的传播渠道转向以性传播为主,那么其扩散的风险就会大增。一是因为所有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最终都会汇集和转化到性途径上来;二是因为“性存在”是人类不可否认的命题,“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产生之初,性活动就是最早和最根本的制约对象,与吃(物质生产)相比,性(人类自身生产)即使不是并列地重要,也是紧随其后,甚至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为了管理这两大基本活动而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既然“性”是人类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如果它成为传播的主要载体,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艾滋病扩散的严峻形势。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解释。“性的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具有多个性伴侣关系的个体们,实际上是被他们的人际性行为给网络化地组织起来了,也就是说,我和我的性伴侣(们)的性伴侣(们),虽然素昧平生而且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我们所有人客观上都是存在于同一个几何增大的“性的网状实体”之中(Laumannetal,1994)。如果在任意两个网状实体之间,有某个人与双方都有性关系,那么这两个“网体”就被联接起来,形成更大的“网体”。这样的联接者也就被称为“桥梁人群”(bridge population)。
依据“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只要网络中有一个个体是感染者,至少在理论上,处于网络中的所有个体都存在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有人把“性的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与这一网络的关系比喻成大海中的每滴水和大海的关系。对夫妻关系来说,夫妻中只要有一方不忠而处于这个网络中,另一方也就被纳入了这一风险网络中。事实上,艾滋病由最初的个别感染者到肆虐全球,成为世界性问题与危机,无数个“性的社会网络”的连接就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
面对艾滋病的严峻威胁,特别是面对当前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性传播比例不断上升这一新的危险趋势,仔细思索“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所昭示出的可能后果,我们有必要冷静反思出现这一比例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给我国的艾滋病预防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
2 文化板块的冲突与矛盾
2.1 当前中国社会价值整合力度偏弱
前面我借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来描述性传播途径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比例不断上升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而“性的社会网络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多性伴”关系。事实上,在当前我国社会中“多性伴”关系已经大量存在,其表现有:卖淫、嫖娼、多性伴、一夜情、包二奶、甚至“换妻俱乐部”等等。随着人们性观念不断趋于开放,以性行为的混乱为其表现的“多性伴”关系正在进一步的扩散。由性观念的不断趋于开放而导致的性行为的混乱,恰恰是当前性传播途径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比例不断上升的原因,这是人们的共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弄清是什么原因使得当前中国人的性观念不断趋于开放。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如果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势必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个体因素。但是,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是被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塑造和影响,这种观点从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研究方法的准则时就已明确提出,并在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以至最近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中都得到一贯的继承和坚持。即使是强调应当以社会行动(其实质是个人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韦伯,也坚持认为必须在给定的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制度框架范围内理解人的行为选择。因此,当前中国人的性观念趋于开放,作为当前我国的一种社会趋势或社会现象,应该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视角予以解释。正如迪尔凯姆所言,“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该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
那么,导致当前中国人性观念趋向开放的“另一社会事实”是什么呢?由性观念而表现出来的性行为的混乱,这一社会现象可以用“社会失范”这个概念加以概括。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社会失范现象,原因在于,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从“文化堕距”的理论看,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变迁速度不一致,由此导致了不平衡、差距、错位,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价值观念的角度讲,如迪尔凯姆曾指出的那样,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价值规范、道德体系在新的价值规范面前遭到怀疑,它们规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效力日渐趋弱,而新的规范系统又未能及时建立,人们往往就会不知所从。在迷惘面前,人往往会像弗洛伊德的爱欲一元论所论述的那样,遵循快乐原则的本能而行事。所以,由性观念的开放而引起的性行为的混乱这一社会失范现象,所反映的是当前中国社会价值领域社会整合力度偏弱,因为社会失范的发生往往都是社会整合力度趋弱的结果。因此,弄清“另一社会事实”的关键就在于弄清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价值领域整合力度趋弱。
2.2 四大文化板块及其矛盾与冲突
丹尼尔·贝尔通过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示了进入后工业社会时,在剧烈的社会变化面前,人们的迷惘与混乱、信仰危机与价值观念冲突的深刻原因。综观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相互冲突的几大主要文化板块:外来文化(主要指西方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新”文化。这几大文化板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便是造成当前社会价值领域社会整合力度趋弱,一系列社会失范现象产生的根源所在。
这里所说的外来文化,主要指的是从百年前中西文化大碰撞之后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其核心的内容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由于西方文化之所长的科学、民主精神代表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方向,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量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长处。但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中的大量糟粕也随之涌人,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目前,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从社会的正式制度、组织层面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其影响也随处可见。与西方文化相比,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领域日渐衰微,仅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领域还保持自己的一定影响,而在社会的组织和制度领域几乎不再发挥支配性作用。
在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外,中国社会存在另外两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相对较大的文化板块:“新”文化和革命文化。这里所说的“新”文化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受西方文化影响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一类特殊文化。其特点有时甚至可以用不伦不类来概括,比如把革命歌曲翻唱为摇滚,一些影视中用革命术语制造幽默等;再比如,前几年一系列体现西方解构主义主题的贺岁片如《大腕》、《甲方乙方》等,剧中主人公智商挺高,但基本不做大事,既不崇高、也不堕落,其主旨反映出这样一种主题:生活就是游戏、就是玩。虽然“新”文化是一个边缘性的文化板块,但是它对年轻人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相对以上三个文化板块,影响力最小的板块可能就是革命文化,但它确实存在着。比如在一些社会管理方式、管理制度方面仍使用一些革命文化为指导,再比如一些动员性的口号、标语中还大量使用革命术语,以及刚才所提到的影视中用革命术语制造幽默等等都是革命文化存在的表现。
上述四大文化板块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与冲突的。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从其相接触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中,从早期的“科玄”、“体用”之争,到现在的“全球化与民族性”之论都是其矛盾冲突的表现。到目前为止,两者都未能实现真正的融合。除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一对最大的矛盾和冲突之外;革命文化是反对传统文化而起家的;革命文化的集体主义取向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取向是相矛盾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背离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这四大文化板块并存于当前我国社会的文化领域,其问的相互冲突与矛盾,削弱了社会的价值整合力度,从而使人们不知何所依从,一系列的社会失范现象由此而生,这便是我们所要寻找“另一社会事实”。
3 文化板块冲突启示下艾滋病预防宣传思维方式的转换
既然当前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性传播途径比例不断上升的最根本性原因是文化领域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它又给新形势下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3.1 当前和以往艾滋病预防宣传的特点
以往和当前我们艾滋病预防宣传工作虽然形式丰富多样,但其内容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1)传染途径知识的宣传。(2)艾滋病危害知识的宣传。(3)呼唤对生命的关爱。因此,当前的艾滋病预防宣传似乎潜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特点:通过艾滋病危害知识的宣传,触发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即让人们明白为什么要预防),唤醒人们的自我保存本能。而传染途径知识的宣传,则是让人了解如何预防,以及如何与病人交往并消除可能存在的对病人孤立。当然,这样的宣传是基础性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面对如今性传播途径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比例不断上升的新趋势,仅仅沿用这种宣传思维是否足够呢?从弗洛伊德的理论看,生命过程是爱欲本能和死欲本能的矛盾统一。当前的宣传方式,其潜在的逻辑特点如分析的那样,侧重点在于触发对死亡本能的畏惧并唤醒自我保存本能。然而,前面的分析已指出,文化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价值领域整合力度趋弱,由此爱欲本能地位上升,才是性传播途径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比例不断上升的症结所在。因此,新形式下艾滋病预防宣传,如果还仅仅只着眼于生命过程中对死亡本能的畏惧这一端是不够的,与此同时也应该思考如何引导具有巨大破坏作用的爱欲本能。
3.2 新形式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新路径
如何正确引导爱欲本能呢?弗洛伊德把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看成是压抑性文明。因为人的本能具有强烈的冲动作用,如果不对其加以限制,在快乐原则的指导下,它将成为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的破坏性力量。而人类社会对性本能最重要的抑制力量就是文明或者文化。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前性传播途径在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问题,根源性的原因恰恰在于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就在于实现文化矛盾与冲突的整合,从而增强价值领域的整合力度,使社会能够提供较为一致的价值规范、信仰体系以引导人们的行为。
但是,文化整合的实现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严峻的现实不允许我们等待一种新的较为统一的能够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体系的完全形成,现实逼迫我们不得不立刻沿着所指出的路径,摸索式地采取有针对性的宣传措施,而这样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中国是以家庭为根基、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个特点就是宣传中可以挖掘的重要资源,因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轻个人而重家庭,个人隐没于家庭。因此,在艾滋病的预防宣传中,可以突出强调个人作为家庭一分子对家庭中每个人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家庭责任观的宣传,预防人们可能的性行为混乱。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在思想方面倡导安分、寡欲,与西方文化的享乐追求相去甚远;在个人修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求“内圣”等等。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华都是宣传中可以用作教育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加强道德修养、价值追求等方面的素材。当然,不仅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可资利用,西方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号召人积极上进的成分可供我们预防宣传所用。
总之,当我们弄清了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是导致当前艾滋病传播途径中,性传播途径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最根本性原因。那么,在今后的艾滋病预防宣传中,除了坚持已有宣传策略之外,势必应当将文化的因素引入到预防宣传的内容中,从文化的角度去拓展出一种新的宣传路径,以达到更好的预防效果。
来自中国性科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