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性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导读: |
性欢乐观念
性交崇拜,是人类共有的发展过程。原始初民自然的、强烈的性冲动以及通过性交感受到的性快感,使他(她)们在与大自然搏斗中,在极端低下的原始生产力条件下求生存的艰苦劳动中得到了少有的欢乐。当然,他(她)们理解不了这一现象的根本所在。性交崇拜,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原始初民性欢乐心理与自然崇拜的结合物。应当说,最初的性交崇拜与生殖并无关系,它的出现早于生殖崇拜。
人类的欢乐心理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升华。人们更加注意性生活质量,并解决在性生活中出现的难以满足性欢乐的各种问题。如马王堆出土医书中的性医学著作《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论述了性交过程中性欢乐的生理心理的发生发展的规律,这实际上是在原始性崇拜基础上的一次飞跃,是对性欢乐的深层次探讨。对性前嬉的描述,性交过程中如何运用各种性交姿势和技巧以达最完美的境界,性交心理健康、性伙伴之间性生理心理协调统一的重要性等,对后世的性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秦汉之后的《素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等性学著作就是在此基础上对性交艺术(方法、姿势、体位、心理)作了更全面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素女经》)指出:“能知阴阳之道,悉成五乐,不知之者,身命将天,何得欢乐?”说明了解性的有关知识,可以享受高层次的性欢乐。
随着私有制社会的出现建立和完善,对人类的性行为逐渐加强了约束,这就是婚姻。在男权社会中,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对女子性的约束和禁锢上。
初期的婚姻对女性婚前、婚后在性生活上并无严格的约束。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杀首子”(即杀死婚后出生的第一个儿子)。这是由于女子在婚前性自由度仍然较高,男性在婚后为了保证自己的继承人血统的纯正,在当时的科学不发达条件差的情况下,只好采取这一措施;二是婚后女子性生活自由度较高,例如黄帝曾孙帝喾的妃子姜螈,在祭祀活动中与巫师神尸发生陛关系,并生下后稷,这在当时并非丑闻。
随着私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家庭的凝聚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男权社会对女子产生的如同对待私有财产的强烈占有欲,尤其是统治者们拥有大量妻妾的时候,这种欲望更加膨胀,适应统治者们的性观念随之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先有西汉成帝时期的刘向著《烈女传》,编撰了赞扬了后宫的“贤妃贞妇”故事,并鞭鞑了淫、妒、蛊惑、背节、弃义之事,本意是“以戒天子”,客观上则鼓吹女子应当贞洁寡欲;后有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之妹女才子班昭著《女诫》,不仅对女子提出了一套压抑女子的规范和理论,更是直接地对女子的性生活提出:“房室周旋,遂生媒黩,媒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姿必作,纵姿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如此,则“恩义既废,夫妇离矣”,要女子“事夫如事天”,甘当男人性欲的发泄、生育的工具。这两个人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由于他(她)们的观念适合统治者的需要,为统治者所提倡,成为封建社会儒学治国的纲领性指导原则之一。
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国势衰微,民族危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受到挑战和冲击,儒学思想已无力挽救颓局,进而一些儒学学者在原有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对社会道德规范,人格、礼法甚至个人性行为规范的约束,强调超越人性的“理”——即“格物穷理”的理学观念。理学的产生是适应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下,理学以一种愚味、残酷的封建礼教压抑和禁锢着人性,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作为精神禁锢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首当其冲。
理学的性“理"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性之“理”是一种生殖本能。把人的性只作为生殖的工具,否认人性的价值和意义。
(2)否定性是人的自然欲求,把生殖以外的任何性欢乐、欲求皆称之为“淫”,从婚外的性欲求(婚外性生活、甚至性欲望),到婚内的性欲求(非生殖的性行为,如亲昵、爱抚)一律是“淫”欲,是违“理”的“人欲”,“理”应灭绝。
(3)否认人性的独立存在,把人性和社会职责、国家存亡(封建制度)、民族利益(如满汉不结亲)等本与性无关的东西捆绑在—起,将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高度极端化,使人的性行为纳入割建统治的政治需要和社会道德的范畴。造成—种“万恶淫为首”,“淫”即亡家、亡国、亡种的社会心理,而极端地压抑了人性。
(4)将女子的“贞节”上升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道德的高度,如果说,孔、孟的儒学创始人的男权思想还只是以维护男权统治,维护婚姻,限制婚外性生活为目的,还存在一定的人性的话,理学则置“失节”于死地的方式,以维护男权的统治,灭绝这仅剩的一点人性。
但人类对性欢乐的欲求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心理和本能,是根本压抑不住的。明、清时代出现的大量的以描写性为主题的小说,如《金瓶梅》、《痴婆子》《肉蒲团》等,尽管有着不同的社会学、文学价值,其共同特点:一是对理学禁欲思想的反动,对封建礼教严酷的性束缚、人性压迫的激烈反抗。二是充分表达了人类性欲求、性欢乐心理。
辛亥革命的枪声,击垮了持续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但封建社会遗留的思想却远未彻底击垮。周作人、张竞生、潘光旦等一批学者开始了以西方性学为基础的教育或宣传,但成效甚微,在当政者的镇压和道学家们的群起而攻之下。最终落得张竞生的“自杀”(其实是被迫消声匿迹)未遂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性问题仍讳莫如深,性学无人再讲,文学、文艺作品中的性欲基本上是和坏人的“淫荡”、日本鬼子的“兽行”等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斗争成了中国人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大纲”。到了“文化大革命”,性的精神禁锢发展到了极端。周恩来总理关于性教育的呼声,也被局限在一个极小的圈子内得不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