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走向现代:五四后期周建人的性道德观探讨
文章导读:性道德作为指导和制约两性关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包含着诸如婚恋观、女性观、贞节观和生育观等方面丰富的内涵。性道德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先秦时期的两性关系相对平等,先秦儒家“五伦”思想经汉儒吸收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发挥改造成适应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三纲”学说后,两性道德日益不平等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 |
关于近代产儿制限论的提出,周建人敏锐指出其“中心目的虽在谋母性的自由的获得,但一方面也顾到人口过剩和优生问题。”具体说,一方面,从女权的维度出发求母性的自由,即“为了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进步,生育多少的小孩,为母亲的应当有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从优生学的维度出发求种族的改良,减轻人口过剩问题,促进文明的进步。人口生殖过多历来是造成战争、瘟疫、饥馑、贫穷、小孩夭折、溺婴、堕胎等人生各种苦难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欧美产儿制限运动之所以盛倡起来,便因以上的种种理由,觉得与其任其长大之后,死亡于战争或饥馑或中途夭折,或产生之后溺死,或形成之后堕胎,则不若设法避妊,初始即阻其形成,较为合于人道,”近代由于医学的进步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故产儿制限愈显重要且可能。产儿制限是关系女性与小孩身心健康、家庭和谐、种族改良和民族进步的重要问题,为了论证其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他在《妇女杂志》八卷六号翻译了英国爱里斯所着《产儿制限论》和美国威梗姆所着《产儿制限与新种族》,并且在同卷发表了《珊格尔夫人自叙传》、《产儿制限运动的由来》、《应奇氏产儿制限的道德观》、《第五次国际产儿制限会》等文章,介绍了桑格夫人的生平及从事产儿制限的由来、产儿制限在英美等国的由来及第五次国际产儿制限会议情况和思想等。
总之,“我们对于子嗣,应当求量少而质优,宁可减少产生而好好地培养他们,不要盲目地生殖而如野草般的任其自生自灭。因此我们先得打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盲目的鼓励繁生的教训。”在多子多福的封建宗法家族观念下,在节制生育的科学手段产生之前,繁重的生育任务不但是女性体力衰落的原因,更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原因,女性难逃繁育子嗣之客体的命运。产儿制限使结婚和生育的分离成为可能,不但直接解放了女性,除了母职之外具更多的精力从事其他社会工作,而且突破了两性关系主要停留在种族繁衍这一生物性层次的限度,使事关种族、民族进步的优生优育有了保障,且使家庭的功能延伸和优化;不但是保存种族的组织,更是培养两性和谐和亲子关系的感情纽带。因此,产儿制限是经济上和生理上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也是突破传统性道德的重要手段,说它是女性甚至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毫不过分。
3 建设近代新性道德的两个基点:平等、和谐
周建人认为性道德因时空不同而异,但“人类以恋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的结婚,证之科学的原理,不能不说是最进化而最合于道德的,”建立在这种婚姻基础上的性道德才能突破传统性道德的不平等,因为男女平等是建设近代新性道德的基点之一。男女平等是社会进步、文明的表征,是在承认男女生理、心理差异和种族上分工不同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两性观念和谋求两性发展机会的平等。一方面,他继承康有为“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之思想,认为男女有天然之别,无高下低劣之分。自然性别差异不应成为“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模式的界线,也不应成为界定“贤妻良母”为女性唯一职务的依据。因此他认为美国着名社会学家华尔特提出的“女性中心说”对于“男性中心说”的批判有功,但纠谬有偏差,两者都缺乏科学依据,“现在人们所需要正当的两性观念不是男性中心也不是女性中心,是男女两性不同而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制度、环境和观念造成,具体说,男女才智差距主要源于女子承担繁重的生育任务和没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因此,“妇女主义的目的,简单的说。是谋男女机会的均等,教育、经济、政治的机会,不因性别的不同而加以歧视和区别;只承认才能是各个人不同的,但不能把区别放在性别上面去。”只有这两方面良性互动,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公正的近代性道德才有搭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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