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周作人的性学思想论析
文章导读:在通往现代化的历程中,笔者认为有一点我们是始终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着手。不直面现实,我们就无法开阔思维,刺激思考,激发生命的活力;不反思历史,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厚度,缺乏根基。对历史的反思,又有事件和人物之分。关于历史事件,受史料和政见的局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现真形。而对于历史人物的考察,则稍可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由于某种机缘,笔者接触了周作人先生的文章,叹周先生文风古朴、平实而又不失腴润的同时,深为其性学思想所吸引,于是决定做出一篇关于周氏性学思想方面的文章来。因为性乃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一个大问题。 |
由此,周先生认识到“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人类最终的大解放,因为妇女问题一日不解决,人类就有一日人对人的压迫,人类就一日地得不到自由,得不到解放,难以到达那终极的彼岸。那么如何解决妇女问题呢?周先生说:
“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现在这个无从谈起,并不单是无从着手去做,简直无可谈,谈了就难免得罪。”
可是,周先生还是(就他所了知的性的方面)谈了做了,他怀着悲天悯人的心,以了知“平凡的人道”为宗旨,把性道德观的破旧立新与妇女问题的解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开拓了妇女解放中易被忽视、易出差错而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性的解放。周先生的远见卓识,在随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为什么性的解放之于妇女问题的解决如斯重要呢?因为“现在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其实,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
所以周先生极力倡导“男女两本位的平等”的主张。欲实现此理想:
第一是把女子从物属中拉回来,还其人的称号。这就要反对那些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一些乌七八糟的思想。首当其冲的是“上海气”,因为“由上海气的人们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污辱的供献。”周先生认为“这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恶化’”,非常可厌。周先生还“极反对‘不净观’”,因为“不净观”云“芙蓉白面,须知带肉骷髅;美貌红妆,不过蒙衣漏厕”,并把此当作戒淫的法门。周先生说“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作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污秽?倘若真是这样想,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将自身焚化了才对。”接着又道,“既然要生存在世间,对于这个肉体当然不能不先是认,此外关于这肉体的现象与需要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拒绝。”所以周先生主张实施“净观的性教育”,要“认人生”,“认人生一切欲求,使人关于两性的事实有正确的知识,再加以高尚的趣味之修养,庶几可以有效”。
第二,还女子以人的称号,还要还女子以人的内容,这就要既反对“憎女家”,又反对“女性崇拜家”。周先生认为把女人当作真正的人,就要彻底走出男性标准下的那种女子非圣母即娼妇的二元对立思维。他说,“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人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他赞同混和说,认为“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
第三,把女子从“男人眼中的女人”解放出来,还其本来面目后,还须认识到男女两性的相互需要,反对禁欲主义。周先生曾引用路德的论述为证,“凡是女人,倘若她不是特别的受过上天的净化,不能缺少男人的伴侣,正如她不能缺少食饮睡眠,或别的肉体需要的满足一般。凡男子也不能缺少女人的伴侣。倘有人想制止这自然的冲动,不容人性自由,他正如想制止自然令自然弗自然,制火令弗烧,制水令弗湿,制人令弗食饮睡眠”。他又引用蔼理斯的论述,“爱情并不是一种疾病:感谢神,他把男子底最大的愉快放在女人的身上,并且使女人能够从男子底身上获得最大的快乐。”
第四,承认了两性的相互需要后,便要过“男女两本位的平等”的生活。而男女平等,并不是指男女事事一样,男女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尤其在性的方面。周先生早在1923年便已洞察到人类在妇女解放、性的解放中易出的偏差,他说,“文明社会既然是男女平等的,又有了性的知识,理论应该是对了,但是却又将女性的性欲看作同男性一样的,——这能说是合乎事理么?”“这不但不合,而且反是许多不幸的根源”。“性的牵引本来多在于二者之差异”,“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已知道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性是平衡的,女性是间歇的。”只有尊重这些差异,才能走平等之路。
做到了以上几点,个人和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男女两本位的平等”的生活,但还不够,周先生的视野宽宏,几乎一切压抑妇女、压制性的解放的社会现象都受到他的批判。他反对对妇女剪发的限制,支持妇女的天足运动,谴责“不许妓女穿裙”这条禁令中的人格歧视;他反对两性隔离,反对卖淫嫖娼,认为嫖娼是“合法的强奸”;反对轻视、压制、愚昧妇女,主张男女两性皆有贞操,认为重要的是精神的贞操。在这些问题上,或许由于时代所限,周先生的认识不太全面,但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段论述中洋溢的人文关怀精神,令今人读之发愧、发叹、发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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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周先生确立的是新的“男女两本位的平等”的新的性道德观,正因为他的性道德观是建立在科学合理的知识的基础上的,所以周先生十分尊重性的表现,对性的过失也很宽容。他根据蔼理斯的性心理学,赞同一种中庸的态度,认为“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么异常,以致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在《考试二)一文中又道:“我以为除没人格的放纵以外,性的过失多是可饶恕的”。在《抱犊谷通信》一文中又再次表述:“我不能摆出圣人的架子,说一切罪恶都可容忍,唯对于性的过失总以为可以原许,而且也没有可以不原许的资格。”笔者以为,周先生这种宽容、尊重的态度,颇令今人玩味的。由此反思一下今人对性工作者、非异性恋者、性欲反常者的态度,关照己身,不禁为对偏见的执着而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