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挽狂澜应有术,先从性理觅高深——周作人的性学思想论析
文章导读:在通往现代化的历程中,笔者认为有一点我们是始终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着手。不直面现实,我们就无法开阔思维,刺激思考,激发生命的活力;不反思历史,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厚度,缺乏根基。对历史的反思,又有事件和人物之分。关于历史事件,受史料和政见的局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现真形。而对于历史人物的考察,则稍可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由于某种机缘,笔者接触了周作人先生的文章,叹周先生文风古朴、平实而又不失腴润的同时,深为其性学思想所吸引,于是决定做出一篇关于周氏性学思想方面的文章来。因为性乃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一个大问题。 |
接着他又对当时中国人的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
“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所以周先生认为当时的第一要务就是“先从人说起”,“讲人的意义”,“从新发见‘人’”,“去辟人荒”。
既然要“从新发见人”,那么便要肯定人生,肯定人的意义,这就要“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一不美善洁净”。而“食色二端,为人本性”,“生而为有性动物的人,有哪一件事不含有性欲的影响,就是看花,据赫孙(W'H'Hudson)、蔼理斯(Havelock Ellis)等人说,也有性的意味……人要不为她所迷,好似孙瘊子想跳出我佛如来的掌心,有点不大容易”。性既然是人之不可规避不可压抑的大问题,因此要想获得人的解放,发现新的人,非直面性的问题不可,它是“凡是想真实的生活下去的人都不应忽视的”人生大问题。所以周先生要谈性,论性,说性,最终的目的乃是希望人们“在脱去所有虚伪,所有压制,所有不幸;实现出最真实,最自由,最正确而且最幸福的生活。”
性之于人是如此重要,周先生甚至把个人和社会对性的态度做为评判其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
“我曾武断的评定,只要看他关于女人或佛教的意见,如通顺无疵,才可以算作甄别及格,可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即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尤足为标准,至于其根本的缘因则仍在于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因是而理知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
笔者认为,周先生这“由人到性,再由性到人”的思想,中静,平和,应成为所有性学研究者的至上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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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性的问题,研究性学,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周先生认为首要的是关于性的知识的研究与学习,它主要包括性生理学的常识和性心理学的常识。他在《妇女运动与常识》这篇文章中曾设计了人生应具备的常识科目表,其中在第一组关于个人本身的常识之生理方面提出应“特别注意性的知识”,并且还解释道:“这个道理在明白的人早已了解,(在糊涂人也终于说不清楚,)所以可以无需再加说明”。其实在此文开始处他早已对此做了说明:
“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Gnothi seauton),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
知识向来是致达智慧的一个重要手段,性的知识的获取也是通向生命智慧、人生幸福之路的一个重要条件。周先生在这里所暗含的事实上是一种“转识成智”的哲学思想。11年后(1934年),在《性的心理》这篇文章中,他的这种思想明朗化了,在评价蔼理斯时写道,“他的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还是仍旧,但是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成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周先生非常注重性心理学的常识,曾多次对蔼理斯景仰讴歌,传播他的性心理学思想;周先生也曾多次对自己受益于性的知识表示感激:
“性的心理,这于我益处很大,我平时提及总是不惜表示感谢的。”
“自由接受性心理的新知识……于我个人总是觉得颇受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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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较全面的性的知识,接下来便要本着“自然的,科学的态度”,去整饰旧的性观念,打碎那旧的残酷的性道德的束缚,实现性之于人的活脱脱的大解放,希望将来社会上成就一种“以自由与诚实为本”的新理想、新生活。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周先生的思想里,又与另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紧密相连。如前所述,周先生的性学观是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的,欲肯定人的意义,肯定现世人生,便要直面人的欲望之性的方面。若再进一步便也要直面妇女的性的问题,因为妇女也是人。这样,性的解放、妇女解放这两个问题便不可避免的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最终都从属于人的解放的。可就是前面这个,今天看来简单至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逻辑推理,在当时的智人看来,推行这种观点的人简直是如“蚍蜉撼大树”般自不量力。因为,在中国当时,人还不是人,妇女还只是物品。周先生在《古诗里的女人》一文中谈到:
“清末夏穗卿氏有言,宋以前女子尚是奴隶,宋以后,则男子全为奴隶,而女人乃成物件矣,虽似偏激而实含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