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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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到工业(信息)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中。以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为基础和先导,社会的文化、政治等系统也在孕育和发生转型。本文从性的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简要讨论转型社会中的性文化转型。
性哲学:快乐主义VS生殖主义
从哲学上思考性,就一定要回答三个问题:性是什么,性为了什么,什么是合适的性?这其中,核心问题是性目的。它其实也就是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回答了性目的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性的本体论)重点,同时也是讨论第三个问题的前提。所谓合适的性,无非是对性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健康、道德、法律等的评价。而对性目的的不同回答则决定了对合适的性的不同回答。平常我们经常议论的性的功能或者作用,其实是从属于性目的的。因此,我认为,可以把性目的当作性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性目的的回答,形成了两种基本对立的思潮:以生殖优先的生殖主义和以快乐优先的快乐主义。
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过程来看,生殖先于快乐;此外,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快乐是为吸引交配从而是为生殖服务的,因此性快乐是后起的和从属于生殖的。从性伦理的历史看,无论是“第一禁忌”(排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行为)和“第二禁忌”(排除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的确立,也无论其是人类自觉还是自然选择,都是生殖主义哲学的胜利。
问题在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性的生殖和快乐功能就一直是共生和共存的。因此,生殖主义以唯生殖目的论统治数千年,就只能是社会的而非生物学的原因,这一点,中西文化是类似的。二千多年来,儒家性文化一直是中国社会性文化的主流。“上以宗庙而下以续后世也”(《礼记》),就表明性目的在于“广继嗣”。
孟子的“非为色也,为后也”,就是生殖主义性幸吁学的纲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直接讲性目的,但它的极端反快乐主义就表明了它在性目的上的唯生殖立场。中国近现代社会风云激荡,但性的生殖主义一直没有动摇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当代有位伟人在反驳某种在性观念中的极左思潮时曾经说:没有食欲,个体会灭亡;没有性欲,种会灭亡。性的合理合法性,在那个泛道德化的年代,就这样庄严地以群体最高利益的面孔暗承了生殖主义的传统。
但是,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个学者根据调查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并正在发生一场“性革命”。在我看来,“革命”的基本表现是快乐主义取代生殖主义成为性哲学的主潮。这一转型的前提,则是性与生育的分离。
计划生育是冲破生殖主义统治的第一推动。既然要节制生育,要避孕,绝育,人工流产,就等于肯定绝大多数性行为与生殖是无关的。这就为快乐主义的出笼和流行准备了社会合法性;同时,避孕药具的普遍使用,中断妊娠技术的完善,使得性行为后的负效应和对于后果的担忧被消除到最小程度,人工生殖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例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甚至克隆生命使得不仅有了非生殖的性也有了非性的生殖,这是性的快乐主义流行的科学技术原因。此外,更重要的是,西方性思潮的传布,改革开放带来的私人空间的迅速扩张,使得性的快乐主义思潮迅速地赢得了年轻一代的认同。这与五四时期快乐主义思潮仅仅赢得少数激进知识精英有很大不同。其中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传入的“酷儿”理论,实际上是快乐主义的性现代思潮,它对传统性思潮的多方面颠覆给生殖主义以最猛烈的一击。
性的快乐主义反映了社会性文明的进步,它带来了对于不指向生殖的性行为的宽容和理解。比如,手淫有害论和同性恋有罪论,都在生殖主义的败退和快乐主义的高扬中被抛弃;妇女的阴道高潮与阴蒂高潮的事实与观念争论和研究,也随快乐主义盛行而发展;某些性行为(如口交,肛交),某些性交体位(男下女上位等)的被接受,也因了性目的由唯生殖走向主快乐而与时俱进。
但是,快乐主义的狂飙激进也带来一些明显的社会弊病。色情泛滥就是最大恶果之一。因此,在性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反思,将快乐主义置于理性与健康之上,是当前和未来性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性伦理学:爱情VS婚姻
评价性行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这是性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性文化发生转型的重大领域。如果说社会的性道德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那么什么是传统性道德,什么是现代性道德呢?
我的简单回答是,传统道德以婚姻来评价,婚内的性是道德的,婚外性是不道德的;现代道德以爱情来评价,有爱的性是道德的,无爱的性是不道德的。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已经预言了性道德的这一转型,那时候,爱情作为评价性行为的标准还只是偶然的和绝对从属于婚姻的。在我国,迟至20世纪70年代,实际的社会生活评价还没有超出恩格斯生活的年代。
如果我们将婚姻与爱情分别作为变量画出二维坐标图,那么评价性行为的“道德坐标图”的4个“象限”就有下列组合:婚内有爱,婚外有爱,婚外无爱,婚内无爱。分析这四种情况就可以发现,道德转型正在发生但远没有完成。
第1种情况基本上没有争议,婚内发生基于爱情的性行为当然是道德的。这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是一致的。
第3种情况有些争论但不激烈。在婚外发生又没有爱,一般可以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过,细分还有不同情况。依仗暴力、权力等等发生的性行为,比如强奸,首先是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行为。从性道德来说,主动的一方是卑鄙的,被动一方则不受道德谴责;同时,以生命代价来维护贞洁不再是这种情况下的道德诉求。
这种对于弱者和妇女的评价改变,反映了社会的重要进步。性调查显示,有过性交易经历的人占据相当比例。因此以金钱购买的性服务,过去认为是卑鄙的,而今则出现了“既不高尚也不卑鄙”的评价。至于近年来基于网络开始出现和蔓延的“一夜情”,即双方自愿又没有明显的金钱和利益交易的性,过去认为是伤风败俗的,现在也被逐渐增加的人群所接受。
在婚外发生的基于爱情的性行为是否道德,是近20年来改变最大的。首先是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多项调查表明婚前性行为明显增加;其次,对于并不以婚姻为目标的基于爱情的同居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宽容,连中老年的非婚同居也在增长之中;此外,与婚外第三者发生的基于爱情的性,虽然受到传统道德的继续责难,也受到年轻一代的较大认同。在维持既有婚姻稳定的同时寻求婚外性,是一个正在严重蔓延的社会问题,所谓“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应当指出,婚外性的大量产生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思想解放或者文明前进的表现。以金钱或者权利来购买和获得性,比如现在有些人的嫖妓和“包二奶”,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因而也绝不是什么进步。衡量的因素就是其中现代爱情的缺失。
婚内无爱的性是否道德,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传统道德论者看来,讨论婚内无爱的性是否道德是个隆问题,“婚内强奸”的提法甚至使他们觉得荒唐。但随着爱情成为评价婚姻和性行为的主要标准的普及,无爱的婚姻和无爱的性是否合符道德的问题就迟早会被提出来。实际上,有不少旧式婚姻并非基于爱情而只是基于某种金钱或利益的交易,有些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买卖婚姻”。从爱情坐标论者来看,它们与普通性交易的区别只是买一生还是买一夜。他们向婚姻坐标论者发出的质疑是:为什么买一夜是不道德的而买一生就是道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