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芳赋
文章导读:阮芳赋(1935-),江西吉安人。医学史家、医学哲学家、医学作家、性学家,中国当代优生学、医学社会学、医学逻辑学、性学和性教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留校任教于生理学教研室、医史学教研室,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5年底赴美国,1991年在美国加州旧金山获性学方面的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校区、新英格兰学院美国校区等大学。曾在中国的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美国、德国、英国等地出版多种著作。现任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东方性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台湾树德科技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任中国性学会性人文专委会顾问,2008年任中国性学会海外顾问及《中国性科学》杂志顾问等。 |
1986年早春,一位素衫布衣的壮老之人站在太平洋的彼岸,开始了他50岁后的求学之旅。他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性学旗手——阮芳赋教授,他不顾天命已过的年纪,毅然抛弃了大学教授的头衔,以一个白丁之身,入读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
1 在旧中国战乱的废墟上迎接解放,立志习医
1935年4月,阮芳赋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普通人家,在贫穷与战乱中度过了自己的艰苦童年。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在他的青年时代终于获得了一个光明的未来,1954年高中毕业的他毅然考入了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至1959年本科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1959~1973年曾在生理学教研室留校从教,师从著名生理学家王志均院士,专业方向为生殖生理学。1973年,正值文革后期,阮芳赋凭借早年读书时显露出的“文艺青年”的才华,置身“理论批判组”,初显较深的文学造诣。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北京医学院因动乱一度停滞8年的医史学教研室,随着北医新党委的组建,在当时党委书记李资平、副书记彭瑞骢等领导的关照下,中国西医教育体系中的第一个医学史学科——北医医史学教研室正式恢复重建。当年作为医史教研室的唯一继承人只剩下了北大医院中医科的程之范教授。面对新学科人员出现的断层,由十分熟悉北医人员结构、被北医人谐称为“北医活字典”的彭瑞骢书记,从医学院的不同部门抽调了几位文字功底好的科研人员充实到医史教研室,阮芳赋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提起新组建的医史教研室,不仅有医药学专家,还有一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刑法学权威高铭暄教授。医史教研室从文革停办时的一人,经过彭书记的“输血”,又兵强马壮起来。
2 1979年调入医史学教研室
阮芳赋在医史教研室,当年比起其他各位学长是名符其实的少壮派,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位。最长者是中国医史学科的奠基人——李涛教授的弟子程之范教授(1922年);第二位即高铭暄(1929年);还有一位是药科毕业的宋之琪女士(1933年)。笔者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到医史教研室,成为了上述几位前辈的资料员。在笔者到北医的前一年,因人民大学重组法律系,高铭暄被召回了。从1958年时起程之范一直独自一人维持教研室至1966年“文革”,他自1975年被医学院党委从医院抽调到院部“理论批判组”写文章,1979年经彭瑞骢书记为医史教研室补充兵员,而使该室重又有了一定规模,并由程担任主任一职,直至80岁退休。程之范之于阮芳赋,既是老师、又是学长,阮芳赋临出国前曾感慨道:“在医史教研室的几年里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充实的一段难忘光阴,程老对我的帮助仅仅用几句话是无法表达的。”在80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学术气氛日益浓烈,程老用他特有的哲辩思维,从医学历史的角度为阮芳赋开启了我国古代性学发展的研究思路。在中华医史学会的多次全国年会上,阮芳赋都提交了十分出色的中外性学史论文。
提到研究性学或性学史,即使在80年代也并非一帆风顺。记得1984年中华医学会在黄山举办医史分会年会,会上阮芳赋提交了关于《人类性激素的发现史》的论文,当年医史分会领导钱信忠(原卫生部长)、陈海峰(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皆认为阮的观点新颖、有突破,并安排了大会发言,结果引起举座哗然,许多中医史方面的代表认为,在正规的学术会议上谈性学有伤大雅,阮芳赋不得已与其争论起来。然而正是阮芳赋的侃侃而谈,在会场上赢得了许多年轻助教们的关注。回到北京后纷纷与阮联系,此后不少人都与阮合作发表过性学作品。
阮芳赋在1980年代,为了发表性学作品,更为了中国人能有一片学术自由的试验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理论界的同道,借助“思想解放”的春风,创刊了一份叫做《未定稿》的探索性刊物,他早期的一部分性学作品皆发表于此。
自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务虚会以后,全国开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阮芳赋开始尝试着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有关医学中的行为学问题,并用不长的时间就写出了当时中国第一本《医学概论讲义》,并在北医开设出除《医学史》和《医学心理》以外的又一门医学人文课程《医学概论》,这为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阮芳赋又编写出版了《医学逻辑学》、《医学社会学》等,又与北医著名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授合写了《优生学》等医学交叉学科著作。
作为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即组建家庭。中国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吃苦耐劳,阮芳赋也不例外,他除了爬格子、熬夜,对自己的生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1982年阮芳赋第二次组建家庭,妻子是原卫生部的普通公务员明路女士。说到他们的婚房寒酸至极,确切说那是一间50年代遗留下来的办公室,产权属于北大医院,使用权属于医史教研室,面积不足15平米,位于西皇城根后库一带,结构为民国时代的旧砖楼、屋内的民国旧书柜装满20至50年代的旧书刊等,室内尘螨遍屋,20年无人居住,窗户挂了一个红色幕布,靠墙贴了几张白纸,摆放两张行军床及两张民国写字桌、一个民国硬木单门衣柜及一些旧家俱。说到裸婚,可谓裸至极致。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部跨越时代的著名医书——《性知识手册》诞生。阮芳赋在此住了四、五年,直至1985年冬出国止。
3 1984年主编《性知识手册》,初版发行50万册
1984年阮芳赋通过北医生理学教研室的于英心教授,组织北医的几位研究生参与其中,由阮亲任主编,这是一部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性学教本——《性知识手册》,跨越医学,从人文社会学的视角第一次向中国人诠释了性的概念与意义。他在此书中提出:“假如我们要给‘性学’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性学乃是对于有关‘性’方面的一切的科学研究;或者说,性学乃是研究‘性’的科学。对于‘性’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来进行,例如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卫生学、临床学、治疗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等方面来研究‘性’。这样便有了性解剖学、性生理学、性社会学、性政治学、性伦理学、性哲学、性民俗学、性人类学、性文学等等不同的领域。广义的性学,便是这一切‘性研究’领域的总称。”
这本书的问世打破了当时中国社会没有性学书籍及谈性色变的窘境。《性知识手册》的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性学热”。
阮芳赋在此期间,又率先倡导出西方人对性的最新理解,“性(sexuality,sex)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是无时不在的,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不用的。对每一个人来说,人人有性,一生有性,从生到死,绵延不断。性与爱紧密联系在一起,性与生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性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性与人类的文化和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性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它的外延也是无限多样的。性学的领域,也是极为广阔,极为诱人的。性是万有的。很值得用一部万有文库来探讨和描绘这多层次的性象的万有。”20年后,他终于在台湾与台湾的性学家们编纂了更大部头的巨著——《性学万有文库》,再任主编。
在完成了一部部里程碑式的各色性学文集后,年逾50开外的他,不甘寂寞,在晚年来临之际,勇敢地走出国门,踏出了一条留学之路。1985年冬,由笔者发起,在当代著名医学史家程之范教授的家里,在程老的煤油炉上为他出行而烹制了美味羊肉和拔丝山芋等。晚宴虽然是简陋的,然而却充满了集体和同志间的友谊,及多代人之间的忘年深情。在那个寒冷而温情的夜晚,他那江西人特有的快语,始终滔滔不绝,经常会引得在场的程、宋和笔者不断捧腹之。在那个夜晚,笔者听到了许多,以前不曾听说的医学故事,这些老辈医人的经历悄然引导笔者,确立了专业发展道路。
4 1986年留学美国旧金山“全美高级性学研究院”
阮芳赋留美期间,重新对“性学”进行了新的诠释:“性学”一词是在100年前(1906年)由布洛赫(I. Bloch)首先创用的。布洛赫是一位知识极为渊博的医学家,他首先将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引入性障碍的研究。他对“性学”所下的定义是相当广泛的。在他的名著《当代的性生活》一书中论及:从医学角度研究性生活,永远应是性科学的核心,然而仅此还不足以恰当地处理好性生活与人类生活其它领域多方面的关系。考虑到性爱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关系,性学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分支,应成为总的“人类科学”(science of mankind)的一部分。
设在美国旧金山的“高级性学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Human Sexuality,IASHS)于1976年6月8日创办。是世界第一所性学研究生院。1976年10月1日开学,一年之后,经过加州政府教育部的检查审定,准予授“性学硕士”、“性学博士”、“性学教育学博士”和“性学哲学博士”四种高级学位。近年,还增设有性公共卫生硕士、艾滋病预防、临床性学、性法学、色情品研究学证书等班别。美国和亚洲国家不同,并无“国立”(联邦)大学,所有高等学校都是由所在的州政府来审查认可的。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有很多名校,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柏克莱加大、洛杉矶加大等等。IASHS主要创建人为原被基督教卫理公会委派进行有关人类“性别同一性”研究的神学硕士麦基尔文纳牧师(Ted McIlvenna, 现仍任院长)和神学硕士萨顿牧师(Laird Sutton,曾任多媒体传播部主任教授)。
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院长麦基尔文纳博士,是研究“性与健康”这一课题的著名专家,他领导进行着一项例数达37500位成年人的调查,以揭示有规律的性交对于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具有主动活跃的性生活的人,更少焦虑,更少出现暴力和敌意,也更少抱怨,更少把不幸、不快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因而也就更少和人们处在冲突和紧张的关系之中。同时也发现,性生活对身体免疫系统有支持作用,可以缓解疼痛、调节内分泌、改善精神状态。有很多益处仅在长期的良好性生活之中才得以确立,所以有美满婚姻的伴侣会有最多的收益。良好的性生活使人们成为好的夫妻、好的父母和好的朋友,使人际关系变得轻松愉悦。该研究机构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也是最大的一个专攻性学的世界性的科研机构。
1976年后,随着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的建立,研究性学的医生日益增多,经大约30年的发展,后继者众。直到2005年,台湾的树德科技大学也成立了性学研究所,成为一个既有硕士学位、也有哲学博士学位,在校生在120人以上的世界上最大的高级学位性学教育机构。阮芳赋同时也是该机构的导师之一。
从1986年至1990年阮芳赋大约花费了4年时间,才最后写完他的性哲学博士论文,他的题目就是早些年在国内收集的各种性学古籍,从中提炼成文——《中国性事考》。提到他收集资料,在笔者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往事,那是1984年,阮芳赋事先联系好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负责人,约定某日去查明万历版的《金瓶梅》,事前他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买好一套洁版《金瓶梅》,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个个被删节内容的章回目次和页码,然后带着这个本子去了北图。他随身带些食物和水,一座就是一天。他把全书中所有删节文字,靠手抄全部补齐,费时约30天,字数达65000字。不久后,他又得知明朝的《肉蒲团》是我国古代最开放的一部“淫书”,市场上根本无法见到。他再一次如法炮制,准备了四个笔记本,费时更长,全部手抄,全书约25万字。
正是如此的刻苦精神方才造就了如此的饱学博士。1990年在异国他乡,终于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位美籍性哲学博士的头衔。当你领略了阮芳赋在我国当代所做的诸多性学成就及著述,流畅中会使人“性”悦宜人;他就像在大洋彼岸,或者海峡岸边,用那聪睿的英眸,鼓起厚重之唇不断地为中国性学鼓吹和呐喊!
同性恋是阮芳赋性学研究中关注的又一个焦点性问题。他早在1984年就在多家媒体发表过《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一文。文章对同性恋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描写甚细。精彩处略加引述,以饗同仁,录如下:
第一个例子是清朝初年男性同性恋者热中的苏州人王郎。王郎名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年三十,游长安,许多豪门贵族争相宠爱,为了得到与王郎的同性爱恋,虽死不辞。许多著名学者和诗人例如吴梅村、钱谦益等都曾争相歌颂。
第二个例子是清代杰出的学者和大臣华沅(字秋帆)与李郎的同性恋。1760年华沅中状元时,李郎被称为状元夫人;华沅的官做得相当大,他的幕僚也跟着有同性恋的癖习。据钱泳在《履园丛话》中的记载:“华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癖;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协,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侍候。或问:为何?曰: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满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后先生移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时余适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先生复大笑。”要一千名士兵才能把“兔子”都打出去,虽为笑语,也足见在座同性恋者数量之多,华秋帆的官署简直是同性恋者的俱乐部了。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清朝乾隆、嘉庆年代盛行“相公业”。相公的本义是上层社会中的年轻男子,但在清朝也用它来称扮演女人的男演员,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一种称呼。“相公业”一词中的相公,指的就是供男性同性恋者作为性爱对象的男人。后来有人觉得这样使用“相公”一词不妥,便改称“相姑”或“像姑”。在北平“相公业”一度很盛,他们营业的地方称为“相公堂子”或“相姑堂子”。“相公”是演戏中女性角色的男演员,他们平日打扮也女性味十足,说话嗲声嗲气,身上洒满香水,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很能使一些同性恋者着迷。相公堂子(相姑堂子)直到清末民初才废止,小旦才专心一意的以唱戏为业,不再出卖肉体,作同性恋的对象了。清代还有一种处所提供男性同性恋的物件,那就是某些道观。南京曾有一个“朝天宫”,据说是一个有名的“供应小道士”的男妓窟,多数用以招待有同性恋癖好的达官豪客,索价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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