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超
文章导读:王光超教授(1912-2003),天津人,我国杰出的皮肤性病学专家、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我国皮肤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曾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科杂志》主编、卫生部性传播疾病咨询委员会顾问、中国性学会首任理事长、北大医院工会主席等职务。在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王光超教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渊博的理论知识,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尊重和爱戴,是我国皮肤科学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
1990年,北京医科大学如同国内其它医学院校一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正在迅猛的发展。一份当时看来并不“平凡”的“工作报告”摆到了党委书记彭瑞骢教授的桌前,——关于在北医“靠挂成立中国性学会筹备委员会的申请”,彭书记十分仔细地反复审阅,在学术带头人的地方,重重写了一个“王”字。老书记内心自忖:中国性学会今后应以王光超为挂帅专家。1994年,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时,82岁的王光超被任命为性学会理事长。一个耄耋老者,为何被如此青睐?
王光超教授,天津人,1912年农历二月初二出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4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随同一批老协和学子,来到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1948年在兄长的资助下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及附属西奈山医院微生物系留学深造。1949年底,他与夫人严仁英毅然放弃在美国的科研与生活,乘船回到中国。王光超夫妇回国后,行医执教生涯长达60年,其间历任北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科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职,为北大医院以及我国皮肤科学和性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 显赫而不辉煌的家世
王治昌 ,字槐青,清光绪二年(1876年)12月19日生于直隶天津县。早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专修法律,曾留学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不久来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再后转入民国政府农商部,曾出任农商部参事,兼代理农商总长。1919年王治昌以公使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及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工商部主事,1913年后历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代理商务司司长,农商部佥事、参事兼农商部商品陈列所所长等职。1925年8月20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廖仲恺是其留日同学,两人交情很深,曾结为兄弟。据王光美回忆:“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后来“绝无党派门户之见”的王治昌决心退出政治舞台,从此便闲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王治昌由周恩来任命,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直至1956年病逝。王治昌一生先后娶过三位夫人,共有十一个子女。原配属包办婚姻,生有长子王光德。原配去世后娶华裔日本人赵氏为妻,她是王留日时房东的女儿,即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的生母。后赵氏也因病去世,王槐青遂再娶董洁如女士为第三夫人。董氏生有三子五女:四子王光杰、五子王光复、六子王光英和长女王光美、次女王光中、三女王光正、四女王光和、五女王光平等。
2 王氏亲家——严修家族
1940年王光超与同学严仁英双双从协和毕业,在此之前两人已经是十分要好的同窗。毕业时正临国难,他们各自虽为医学高才生,然毕业即为失业。1942年7月14日,严仁英终于辞去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为了养家,作为毕业失学的王光超,私人开业行医,是他此时期的唯一选择。抗日战争期间,他靠二哥王光琦的帮助,勉强开了一个皮肤花柳科诊所。 这个小“诊所”,后来又被妹妹王光美经党组织发展成为根据地的秘密物资交通点,他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协和“红色医生”。
夫人严仁英的祖父乃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1860-1929),原籍浙江慈溪,1860年生于天津,汉族,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
严修晚清乡试中举,后中进士,曾入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范孙的主要贡献是筹设南开系列学校等。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回国后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人合作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18年与张伯苓一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联合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慧眼识英才,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范孙赞赏和师生好评。从南开中学开始,严范孙与周恩来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 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后曾多次资助周恩来等青年共产党人。全国解放后,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伯苓。张带去严范孙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严氏家庭的子孙不分男女,皆自幼年时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使他(她)们饱读经籍。
3 在国难之际从医,支持八路军抗战,成为老协和出身的“红色医生”
长妹王光美,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后嫁刘少奇。曾任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文革”中遭受迫害,入狱十二年。“文革”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晚年,致力于扶贫事业。
1940年王光美参加革命后,利用组织关系找到三哥王光超,从此他积极为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及物资等。1945年祖国光复,1946年夫人严仁英考取了美国公费研究生,并先赴美国求学;1948年在二哥王光琦的资助下,王光超方才赴美求学。1949年底夫妇二人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冲破重重阻力和威胁,毅然双双回国工作。从此在北大医院从事医疗至终生。改革开放后,严仁英教授还曾担任北大医院院长一职。
新中国成立,王光超和夫人——著名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授归国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北京市治疗妓女性病及少数民族地区防治梅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治愈性病和早期的性医学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严仁英还是中国著名妇产科权威林巧稚的得意弟子。女人在旧中国做医生很不容易,老协和对于女医生的要求则更加严格。严老在《自传》中多次提及,丈夫王光超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对自己及家庭的无微不至地照顾。 严仁英教授和王光超教授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70年。他俩都是北京九三学社的早期社员。他们事业上鼎力相助,生活上关心照顾。严仁英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工作十分繁忙。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两次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工作。期间,家庭和孩子也全赖王老照看。两位恩爱伉俪晚年时,严老和妇科同行一起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话剧,散戏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只见王老撑着一把大伞出现在大家面前,严老即兴风趣地对大家说:“怎么样?老头儿真够意思吧!”。从此,这个动人的故事成为了中华医界的美谈。
王光超在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注重医德,对病人充满爱心,和蔼可亲。他们夫妇二人,夫唱妇随,以病患第一的精神,在中国的皮肤病界和妇产科界从医达60余载,享有很高声誉。夫妇二人以身作则,经常教育医护人员要尊重、爱护病人,一切为病人着想,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北医的医德医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光超生前曾多次为社会慷慨捐款,他在去世前,值2003年“非典”期间,以抱病之身与夫人严仁英教授一起为北医医务人员捐款二万元,体现了老一辈专家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温暖了坚守在一线的白衣战士的心。王光超和严仁英教授皆出身名门,据北医党委后来评价说:十年动乱时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大家难以想象的但他们夫妻丝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赤诚之心,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的追求目标。1984年在他7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光超教授患病期间积极乐观地和疾病作斗争,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要求,以他崇高无私的风范和豁达超然的人生观,再一次感动了深深热爱他的同事、学生。王光超教授在北医工作了近70年,北大医院皮肤科的发展壮大凝集了他毕生的心血。建国初期的北大医院皮肤科百废待举,仅有的设备不过少数几台显微镜和温箱,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王光超教授与其他老前辈们共同开拓了新中国的皮肤科学学科。经过70年的艰苦努力,北大医院皮肤科已发展为集医、教、研于一体的综合科室,拥有皮肤病理、医学真菌、皮肤免疫学等一流实验室,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在国内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王光超教授不断探索,形成了一套具有北医特色的皮肤科医、教、研制度,如数十年不间断的疑难病例讨论制度等,一直沿用至今,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成为北医人丰饶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皮肤科人才匮乏,大部分地、市、县没有皮肤科,许多病人辗转千里来京就医。王光超教授深感能够亲自诊治的病人极其有限,渴望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传授给广大的学生,使皮肤科医疗人员遍及全国,为各地的皮肤病患者及时解除病痛。怀着这样的热情,他投身于新中国的皮肤科学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以及60余年的漫长岁月。王光超教授非常重视教学工作,一直到耄耋之年,他的身影仍活跃于各地的皮肤科学术讲坛。他为皮肤科学学科完成了许多系统化工程,主编了第二版及第三版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皮肤病学》,在90高龄的时候还主编出版了大型参考书《皮肤病与性病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王光超教授为我国皮肤科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许多弟子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更有无数的学生遍及中华大地,成为了我国皮肤科学学科的中坚力量,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枝枝春意浓”。1994年王光超教授当之无愧地荣获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同年被北医党委推举为中国性学会首任理事长,正是想依托王老的德望,使我国新兴的性科学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王光超教授不仅学识渊博,在学术上成绩卓著,而且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王大夫”,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在繁忙的学术研究之余,以博大的爱心关注普通群众的生活,从1951年起直至1986年,他担任北大医院的工会主席长达三十五载,深受北大医院全体员工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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