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琪
文章导读:朱琪,1935年生,原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历任行为教育、疾病预防、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研究室主任。1980年代后期,因致力于艾滋病预防教育而进入性学研究领域,着重性道德教育研究。曾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性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中国性科学》杂志主编、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等。现任北大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朱琪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湖州地处苏州与杭州之间的中心地域,是一座有着24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人文荟萃,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祖父执教私塾,晚年遁入空门在灵隐寺为僧。父亲1917年毕业于我国第一所西医高等学府杭州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母亲毕业于浙江省吴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抗战期间,父亲赴抗日前线任军医,母亲为在游击区念书的兄姐送寒衣时,路遇清乡扫荡的日军追逐,脱身后得急病去世。家破人亡的朱琪当时年仅8岁,由曾在普陀山受戒的居士,当时孤身一人在湖州的年迈外婆抚养。苦难的血泪童年,国恨家仇,《毋忘国耻》一文反映出潜藏在他心底深处的爱国主义情结(《中国性科学》2004年第13卷第2期)。受家庭影响,子承父业,1956年从人才辈出的嘉兴一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原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为当年浙江省考入北医的两名学生之一。
1 敢于质疑,戴上“右派”帽子
入学不到一年,由于在大鸣大放时张贴班干部选举不民主的大字报,以及对当时中苏论战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被打成“右派”。虽在校时就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摘帽“右派”受到的政治压力依然极为沉重。
大学毕业后,被临时安置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内科受考察。他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因基础扎实,业务能力强,能独挡一面,一年实习期才过半就获得处方权,开始独立值急症班。工作10个月后,结束考察正式分配到远郊延庆县医院。不出一年时间,他的医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就使他成为延庆有名的医生。但是摘帽“右派”逃不过文革斗批改的劫难,朱琪经斗争、批判和劳动后被逐出县医院。原本要下放到离县城100多里的深山区千家店改造,只因县医院缺少技术骨干,实在离不开他,后来改为去离县城不到10里路的高庙屯公社,以便有急需时可随时召回。下放后果然数次回县医院救急,但他忍辱负重,救死扶伤,每次都是他完成工作任务。70年代初刮“回城风”,下放医生陆续回北京市区,县医院向卫生局提出调他回来,但因他在高庙屯村发现了长城外历史上尚无记载的钩端螺旋体病流行得到北京市防疫站确认,因此县防疫站也要他,并且以“右派”回原单位是右倾翻案风为由,向“宁左毋右”的卫生局施压,致使他只能违心服从去了县防疫站,一干就是10年,从此被迫离开临床工作。当时县防疫站缺少技术人员,文革期间从县卫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只有小学水平,无法胜任工作。他就在防疫站办培训班为他们补课,从初中的代数、化学开始,一直讲到防疫工作需要的医学统计学、生物化学和免疫学。历经数载,终于培养起一批专业人员,为防疫站逐渐进入正常工作做出了贡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朱琪的才华开始得到施展。在80年代那个充满着激情和理想的年代,朱琪也迎来了人生的一系列转折:80年代初“右派改正”后,他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县里认为他既能讲课又能带学生,就把他调到延庆县卫校任校长。在卫校他兼任了多门课程,自己还在北京医科大学进修医学心理学,并于1982年率先在卫校开设了医学心理课。接着,他又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县人大副主任。他说:“80年代确实给人予希望,用人不拘一格,也不靠关系”。
那时,朱琪身兼数职,尽职尽责,行政和教学双肩挑,1986年他被评为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他深感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做学问。这时出现了一个偶然机会,1987年初他从《健康报》上看到卫生部成立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招聘启事”。他立即应聘,有幸被录用,于是毅然辞去县人大副主任和卫校校长职务,然而县卫生局坚决不放行。在此重要关头,县委书记杜德印,现在的北京市人大主任,一个尊重知识和为国家爱护人才的年轻领导,果断地为他开了绿灯。直到今天,谈起这件事时,朱琪仍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进入卫生部直属的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后,朱琪在担任行为教育研究室主任期间,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重视心理卫生工作和成立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的提案得到北京市政府支持,为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此后他又先后担任疾病预防研究室和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研究室主任,并曾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性科学》杂志主编、中国性学会秘书长和副理事长、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等职。1997年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评为七五计划期间全国健康教育先进工作者。
2 探本求源,因预防艾滋病而涉足性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已经在世界多数国家流行,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中国正处于艾滋病入侵的早期阶段。1988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为筹备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在马尼拉举办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会议。当时中国尚未开始艾滋病预防教育,他受卫生部委派,作为健康教育系统的代表参加会议。正是这次会议,促使他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而开始对人类的性行为和传统性道德进行研究,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西太区第一次举办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工作会议,也是我国第一次派人员出国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参会的中国代表团有三名成员。可能出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预防任务重,朱琪年资又较高,因此被推荐为会议主席。会议目的是为西太区各国卫生部门培训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骨干,所以会议内容除了介绍世界和西太区艾滋病流行形势之外,基本上都是讲授有关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知识,以及国家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计划的制订,健康教育计划的组织实施,教材的设计、编写和制作等。讲课的是西方专家,发展中国家是去学习的,所以在朱琪想象中他们的水平一定很高。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当时西方专家认为有了特效药和疫苗,艾滋病问题就可以解决,而在此之前除了避孕套别无他法。朱琪当即问他们,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西方就开始普遍使用梅毒和淋病的特效药青霉素,现在则有了更多种类的有效抗生素,为什么这两种性病依然在流行?梅毒和淋病的疫苗至今未能研制成功,艾滋病疫苗想必也没有那么容易;至于避孕套用于预防性病的历史已经不短,同样没有能制止性病的流行。所以关键是要着眼人类自身的行为问题,不提倡性道德,不解决性自由蔓延,就没有可能以较快速度制止艾滋病流行。他们的回答是特效药和艾滋病疫苗已经开始研制,一定能很快成功;只要加大力度推行使用避孕套,就一定能遏制艾滋病流行;至于行为问题,现在连总统都有绯闻,又怎么能要求普通人遵守性道德。这意味着只重视生物医学而完全忽视人文因素,也即无视更有效的性道德和健康行为。他难于苟同这种观点,1988年12月1日,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提倡和遵守性道德使人类免遭艾滋病灾祸》一文,以阐明这一观点。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将社会性道德的衰落与艾滋病的流行联系在一起,而不把艾滋病仅仅看作是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使人患病的单纯生物医学问题。
此后的20多年,他坚持围绕这一理念深入进行相关的学习和研究。他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社会现象作为人类的生物学性状,同样是进化产物,包括性道德在内的性社会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进化论和生命科学的基础上。从生物医学上讲,艾滋病是病原微生物引起的性传染病;从社会医学上看,艾滋病是违反性道德的行为病。就生物医学而言,即使有了疫苗和特效药,一种疫苗只能预防一种性传播疾病;一种特效药往往也只能治愈一种,或少数几种性病,而且很难彻底控制其流行。但是对社会医学来说,如果人人遵守传统的性道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有效控制任何一种性病的流行。从进化论角度看,微生物在不断变异,新的病原微生物在不断形成,新的性传播疾病也因此不断出现,而且总是新的性病发生在前,相应的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在后,这种永远滞后一步的时间差,将会损害多少人的健康和吞噬多少人的生命?艾滋病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在近百年,甚至三、四十年间,从四种经典性病,迅速增加到许多种,直至出现至今既无特效药,又无疫苗,无法治愈的艾滋病。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完全有理由推测,原始人类在400多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必定出现过许多次新的性病流行,只是因为当时原始人类种群不大,部落小,居住分散,交通闭塞,一个部落发生性病流行,不容易蔓延到其他部落,即使是像艾滋病这样凶险的致命性病,也只能毁灭一个或少数被波及的邻近部落。而已经形成性乱禁忌的部落,就有可能避免致命性病的劫难。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形成性道德后,性病的流行就受到了有效的限制,且性道德越严格,制止性病流行的效果越显著,因而极大地保护了人类的生殖健康和生存发展。现代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性病传播的机会和可能性增大,按理更应加强性道德,才能阻止性病的传播。可是自以为现代科学发达,人定可以胜天的当今人类,无视历史和现实,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却以“人性”为由,在性自由生活方式下,只顾追求非理性的性本能满足,违背甚至完全抛弃了传统性道德,致使性病迅速增多和蔓延,艾滋病的出现并形成世界性大流行也就成为必然。传统性道德,不仅已经预防和限制了历史上所有曾经发生过的性病,也可以预防和控制当今正在流行的性病,而且未雨绸缪,还能防患于未来新性病之未然,但是特效药和疫苗却不可能,所以人定胜不了天。由此可见性道德源自科学,高于科学,是人类无限宝贵的历史文明遗产,值得永远珍惜。
朱琪因此广泛涉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研读古今中外的大量专著和文献资料。20多年来,他发表过多篇论述传统性道德的学术文章和大量相关的科普文章。
现在,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担任着中国性学会、《中国性科学》杂志的顾问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艾滋病预防和性道德教育的研究上继续前行着。
3 执着追求,始终坚持探索传统性道德的科学本质
从1987年起,朱琪开始潜心耕耘性道德教育领域。他认为性学研究应从人类进化的源头开始,首先要讲清楚为什么会形成传统的性道德。
远古时代,原始人的性活动并非绝对自由,从现存的猿猴社会来看,它们的性行为就受到一定限制,虽然绝大多数种类猿猴没有固定配偶,但决不是完全处于毫无节制的自由混乱状态。人类学者在非洲原始丛林和太平洋岛屿上发现的原始部落,他们的性行为虽然比发现当时的19世纪性道德严格的文明社会自由得多,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禁忌,有的甚至还非常严厉。人类学者从未发现过原始部落的性行为能自由到有如当今社会性自由生活方式的程度。黑猩猩没有亲子乱伦,更不存在成年雄性对未成年雌性的性侵犯。而人类却有恋童癖,还会强奸幼女。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有保护未成年雌性生殖健康的机制,而人类则必须依靠道德和法律。
凡是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历史上都有着严格的性与婚姻道德。被当今金赛主义者指责为性禁锢最严厉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不但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而且也是英格兰民族最兴旺发达的时期,更是日不落帝国的鼎盛年代。
朱琪认为科学的性道德教育是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也是全民预防艾滋病教育的重中之重。他在《青少年性教育思考》一文中写道:当今社会主要有两种性教育模式,一种重视性道德教育,另一种强调避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前者以人格(道德)教育为基础,突出价值导向,提高青少年对性冲动的自我克制能力,明确教育和指导青少年拒绝婚前性行为。这种性教育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后者着重避孕和预防性病知识,对是否发生婚前性行为,则主张由青少年自行决定。这种性教育只看到人的生物属性,而忽略人的社会属性,特别是无视婚前性行为产生的不良心理社会效应及其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和一生幸福所带来的长远和深刻的消极影响。他强调,对青少年需要进行性的生理知识教育,但更需要性的道德教育;学校性教育必须立足于整体素质和健全人格,以科学道理引导学生拒绝和抵制婚前性行为。在他看来,青少年的心理和人格发展主要决定于后天的人类社会教育程序,是自觉进行的。精神营养便是有序的伦理道德教育,并认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性的生理知识教育。他特别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伦理道德教育对预防艾滋病的重大价值。为此,在上世纪90年代,他曾前后三次以不同标题,强调将中华民族传统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策略基础的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虽然三篇文章都刊登在内参上,但并未引起领导重视,因而也没有可能被接纳。
朱琪最早在中国揭露把避孕套用来预防性病艾滋病至今仍缺乏全面可靠的流行病学证据。为了预防艾滋病,中国将避孕套改名“安全套”,大力提倡使用“安全套”的“安全性行为”。对此,他表示,避孕套改称“安全套”,使不少人误认为用了“安全套”就有了安全,由此产生的虚假安全感将会使高危人群拒绝改变高危行为,也会诱惑更多的人有恃无恐地参与性乱活动。尽管避孕套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理危害,但是消除不了婚前性行为导致的诸多心理和人格方面深层次的危害,而性道德教育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全面地提高生理、心理和人格素质。因此,他经过审慎的反复研究之后,呼吁全社会应把阻止或减少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列为性教育的重点。
朱琪还特别强调要进行科学的性道德教育。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缺乏科学内容的空洞道德说教只会激起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因而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为此,首先必须研究传统性道德的成因,探求传统性道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涵,以科学道理阐明传统性道德在人类生存发展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重大作用,并且还要从现实出发认识传统性道德的时代价值和科学本质。当然,他也认识到科学的性道德教育任重道远。在《性健康教育必须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基础》一文中,他写道:“与性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单纯性相比,性道德教育的复杂性和难度要远远大得多。由于性道德本身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涵,因而把性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性道德密切联系起来,就能够赋予性道德教育以科学的灵魂,实际上就是还原性道德以科学的本来面目。阐明了传统性道德的科学本质,性道德教育就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而这正是我们在苦苦探索为达到性教育目的所必须的途径。”
朱琪特别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认为一种能够使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地持续生存发展了五千年,繁衍了13亿子孙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蓄积了无数璀璨而又厚重的历史文化精华,其中必定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这是民族智慧的无价瑰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一部经典,一个论述,一句格言的应有态度,首先是谦恭的学习、理解、思考,努力发掘其科学内涵,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朱琪认为,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为例,近代学术界,尤其是性学界,对其所谓违反“人性”的批判和谴责,真可谓是口诛笔伐,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批判者应该先厘清究竟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什么又是“人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在朱琪看来,朱熹所说的“天理”是指自然法则,“人欲”则是指人的非分欲求。从现代科学来认识,“天理”就是自然法则,是进化论的自然选择;“人欲”则仍然是人类的非分欲求,也即违背自然选择的非理性奢求;至于现在的所谓“人性”概念,既模糊,又混乱,往往是指人的动物属性。所以,朱琪认为,朱熹的论述并没有错,金赛主义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足可证明这一点。
据熟悉朱琪的人说,目前他正在北京房山清净的修德谷写作,以完成他用进化论对传统性道德科学性作出的诠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由衷祝愿这位勤奋而又执着的老人,能写出传世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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