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文化的商业化之路
文章导读: |
“君子耻言利”,这种观念比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众何煦煦,皆为利去;众何攘攘,皆为利往”,是历来为知识分子所不齿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白诩清高,强调道德文章,耻于谈钱。
相比之下西方人倒比较直爽,几年前,一家英国通讯社的社长参观了我的博物馆后对我说:“Sex is money”(性就是钱)。也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这个话出自我的口,自然就太难为情了。当然,谁都知道、也都会说,在现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里,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搞文化事业也是同样。譬如说,建立学会要钱,办刊物要钱,我搜集性文物、办性文化博物馆,哪一件不要花钱?所以文化必须和商业相结合。但是话这么说容易,到了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在做的时候,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会使人在经济往来中吃大亏,而且不懂得怎么操作,在这方面,可能“满腹经纶”的人还不如一个农民企业家。
(刘达临教授)
三大弱点:导致商海中不断呛水
我反思自己,这四五年来为了办性文化博物馆,我既在学海中游泳,又在商海中游泳;在学海中游泳还颇为得心应手,而在商海中游泳就不断地呛水,不断地付学费。我有三个大弱点:
一是轻信别人,总是以自己的心去忖度别人,“不会这么说话不算数吧?做人哪能这样呢?”可是,偏偏因此而受骗上当。
二是不喜欢在钱上斤斤计较,到了双方“谈价钱”的时候,往往太“大度”,最后发现吃大亏的还是自己。
三是不爱奔走于权贵之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重视也不善于搞公关。我做的许多事往往限于个人奋斗,其实有些事如写书、出书可以个人奋斗,而有些更大范围的事则非要政府支持不可、非要别人帮助不可,自己如果不去主动地争取理解、支持,那么有许多困难是个人的力量难以克服的。
不堪回首:商海的愚钝往事
回想许多往事,我真感到自己怎么那么笨,有些地方简直是个白痴。例如1988年我创办我国第一份性教育刊物《性教育》(内部发行),那时候这一类的书刊很少,所以这个刊物颇受欢迎,一开始就被订四万多份。我则是编辑、印刷、发行一手抓,其实根本抓不过来。河南、北京、南京、西安、上海纷纷订阅,要几千本我就寄去几千本,“收到了书哪能不给钱呢?”结果偏偏是钱收不回来,最后主要由于经济问题而停刊。
1992年我在上海组织我国首届国际性学研讨会,要安排几十位外宾的住宿,有家宾馆的经理为了拉这笔生意,对我说如果我能引进这么多外宾,将会付我回扣。我一听大为反感,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个人怎么可以赚这些朋友、同行的钱?于是我对这家宾馆印象不好,最后不考虑这家宾馆了。开这次会要拉赞助,我经人介绍,某某集团答应赞助一些钱,但是当时我竞不懂得给这个集团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一些回扣,于是最后这笔钱不落实,要不到了。
1994年3月开始,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承办的性文化藏品运往沈阳、无锡、大连去展览,我竞忽略了和他们订一个正规的协议,这个公司的老总拍着我的肩膀说:“咳,咱俩还有什么说的呢!”我就相信他了,最后,我几乎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
2000年初,我还栽了个大跟斗,一个从杭州来的年轻人到上海来找我好几次,向我苦苦请求,说他如何有志于性文化,如何敬仰我,要做我的学生,终生从事我的事业,等等;他说,他刚开设了一家咨询公司,想承办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我一时心软,答应了他,想不到他是个骗子,骗走我的一些展品后就杳无音讯,事情发生近两年后才通过公安局把这批展品追回,费了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