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域下小说中性爱隐喻英译
文章导读:中国著名小说中不乏描写性爱的场景,然而多囿于社会传统规约,诉诸于隐喻的表达方式,其中含蓄的隐喻凝聚了作者独特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也为读者提供了一座颇为享受的美学天堂。隐喻是一种基本认知模式,是图式或概念的相互作用。本文在认知视域下将意象图式纳入Carrell三大图式中的内容图式,构建了隐喻翻译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体现在:译者翻译时的认知努力是为了实现译入语读者与原语读者所构建的形式图式、内容图式和语言图式的对等。本文将隐喻进行了分类,然后逐一从各隐喻出发,对英译读者与原语读者所构建的图式是否对等进行了认知阐释,并印证了隐喻翻译中实现图式对等的重要性。 |
1 引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认为性爱是性的冲动最高形式,夫妇之爱是性爱的最高形式。并将现代的性爱分为两种: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男女平等); 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因此在文学中的性爱叙事可以表现人物命运的悲剧或喜剧性,在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主旨表达中也都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著名小说中不乏描写性爱的场景,然而多囿于社会传统规约,诉诸于隐喻的表达方式。从明清小说的《红楼梦》、《金瓶梅》到当代性爱诉求型的《废都》等,无论文学中性爱描写如何演变,都能找到隐喻表达的踪迹。“说话者(作者)使用空间上其他具体实物来作喻体是为了描述自己/人物自身的心理感受,以求得读者与其更大的共鸣”。隐喻的表达可以引起较大的读者语境联想,以此拉近与作者的距离。就连在西方性文学界直白描写性爱的劳伦斯也需要隐喻的表达方式来刻画人物性格,为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变化铺陈,将男女性身体比作火、黑暗、电等。尤其是中国小说中含蓄抑或新奇的性爱隐喻虽然有时是规约下作者的无奈之举,但也造就了一部部经典之作,具有不凡的诗学意义。他们所言之物还又“从心之所欲而又不逾矩”,犹如在创作一幅水墨画:他们静静地泼墨点点,书写在二尺宣纸上,其间的留白,其间墨色的浓淡,虚实相生,意境是那样耐人寻味,给人无限联想。
而隐喻是“想象力和洞察力的独特闪现”,无论作者选择此隐喻的最初动机是逃避严格的审查制度,抑或是单纯地营造其美学效果,抑或是刻意烘托人物心理等,作者的想象力与洞察力的独特魅力都不应该被译者轻易抹杀掉。因此研究小说中的性爱描写里隐喻的翻译,对保留作品的创作性以及诗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Jang认为,因为TT读者(译入语读者)的图式实质上不同于ST读者(原语读者),一个形式对等的翻译,可能会造成TT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于ST读者;然而相反的是,认知层面的翻译将会考量TT读者的多个图式,也就产生了与ST读者较高的相似性的反应。因此本文对翻译过程进行认知层面上考察,以求TT读者与ST读者反应相似性。
丁国旗从认知视角对庞德诗歌的意象翻译进行过深入探讨,还有的学者就意象图式在翻译诗歌中意象的阐释力度作了一定的分析。但文中所指的意象都扩大为认知诗学的意象概念,并非都由隐喻带来的。另外Rumelhart以及Carrell的图式理论都常被多维度地应用在阅读理解中,如今有渐渐向翻译中转向的趋势,例如图式翻译漫谈。然而少有清楚地阐释出意象图式与Carrell的图式理论的关系。
本文依旧植根于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概念,并尝试着将其融入于Carrell的图式理论框架,用于阐释性爱隐喻的翻译。
2 西方隐喻及其分类
从把隐喻看作修辞手法的 ,到而后以Lakoff、Johnson等人把隐喻视为概念的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渗透于我们的思维之中,而不只是存在于语言中,标志着人类用心理与认知的方法把隐喻理解为一种基本的认知过程或者结构,不再是局限于修辞与文学的探讨范围里。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是源域的内部结构以与目标域的内部结构相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
关于隐喻的分类有许多种方法。但按照其活性和强度分类是隐喻分类最常见的方式,也是最有助于理解和翻译隐喻的。在这一维度,以Newmark的分类最为突出。Dickins还有丁国旗都认为其中三类最易辨别的,在翻译分析方面仍为较实用和较全面的描述。它们的定义可归纳如下:
死隐喻:该隐喻的意象已不为人们所察觉,通常与表示空间和时间、人体主要部分、一般生态特征和主要人类活动等的普世词语相关:space,field,line,arm等。
库存隐喻:在日常语境下作为一种指称上或语用上表达生理和/或心理情景的方法,此表达有效且精炼。库存隐喻给人一定的亲切感,但又未因过度使用而导致隐喻僵化。
创新隐喻:多为原语作者创造或修改的。
其中,死隐喻和库存隐喻均被词汇化。因为它们是“可以识别出是隐喻,但其意义在某语言中已经比较明确固定下来了的语言使用”。文化烙印较深,需要译者多费工夫将隐喻“和谐”,使TT读者更为接受。相较而言,创新隐喻则非词汇化隐喻,因为其中“隐喻意义没有明确固定下来,而是随语境变化的,且通常需要读者在特定的场合下对它进行理解”。
3 基于图式理论的隐喻翻译模式
3.1 图式理论
追溯到Kant Immannel、格式塔心理学家Frederic Barlet,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图式理论学家Rumelhart,根据图式理论,人们在理解过程时也就是我们在关联过去的经验或将新的体验构建于现存的知识图式中。Rumelhart指出“图式就是表征存储在记忆中概念的固有形象”。记忆里表征的知识的各要素间相互联系、作用,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解作用的抽象知识结构的图式。每一理解行为方式都需要我们外界的知识,而图式理论正是基于这一观点。
3.1.1 意象图式 意象图式一般定义为感知互动及感觉运动活动中的不断再现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给我们的经验以连贯和结构。意象图式也被定义为空间关系和空间中运动的动态模拟表征。意象图式是一种基本认知模式,而隐喻可以是源语到目标域之间的意象图式认知模式的映射。也就是说意象图式也可用于识解隐喻。
Johnson与Lakoff & Turner都对意象图式进行了阐释以及划分,经Clauser & Croft对其归纳整理得出以下几种意象图式:空间图式、路径图式、容器图式、力量图式、复合图式、存在图式以及身份图式。
但通过这些图式,还是只能给予我们空间关系与空间运动的基本动态关系,不足以形成文本隐喻内容全局的景象。
3.1.2 Carrell的图式理论 Carrell基于Rumelhart的图式理论,主张图式的构建某种意义上,表征着各成分间相互作用,将其广泛用于ESL阅读理解上,而后国内也运用于阅读理解、听力、翻译等。他先后将图式划分为三类:形式图式、内容图式、语言图式。形式图式指的是有关读者如何理解文章的体裁、逻辑结构与修辞手法;而内容图式是指读者对文本主题或背景的相关知识,包括相关的文化背景、习俗与地理、宗教、话题熟悉度;语言图式指的是有关读者对文本语言的掌握,包括语法、词汇。其中,内容图式是这三者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反应读者是否很好的理解了原文本。该图式理论不但可便于我们理解分析语篇、词汇,也可用于识解隐喻。据上述隐喻分类,隐喻可有词汇上的规约化,也有语篇上的创新性,我们借此可较为宏观地把握文本中隐喻。若辅以最基本的隐喻认知模式——意象图式,则会如虎添翼,为隐喻翻译“保驾护航”。我们接下来将对它们进行整合,以重构出隐喻翻译的认知阐释模式。
3.2 修补与重构——隐喻翻译模式
Carrell的三大图式则是基于文本的结构知识表征(结合文化语境与文本语境分析)。隐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图式便是意象。构建出了意象图式,则完成了内容图式构建的一大半。但在意象图式无法在较短词汇中体现,便需要依照能引导我们理解所处文化与事物中基本相互关系来构建内容图式。所以我们把意象图式纳入三大图式的内容图式中,二者相辅相成。
另外,参照“识解隐喻时认知参照的背景——意象图式,文化依存评价,事件和动作的基本相互关系(如运动与行为,原因与结果相关联)”。我们可以得出:译者考虑ST读者与TT读者的认知语境时,需参照的文化依存评价,或是受文化依存评价影响(我们为便于说明翻译认知模式,下文称其为文化语境规约),才能构建出符合语境的图式。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笔者在谭业升的隐喻翻译认知图解与张淼的翻译认知模式基础上加以些许修改,这一修改主要体现在对翻译的认知先后顺序以及其认知网络结构进一步梳理。这一认知阐释模式旨在解释文学中隐喻翻译现象。
源语语码在经过原语的认知语境(语言语境与文化规约的语境)以及基本相互关系a的作用提取出语言图式a,接着构建了初步的认知网络结构,其中包括文本的形式图式以及内容图式(意象图式也包含在内)。译者需要将这些从ST读者角度构建的内容、形式图式在TT中找到与此相匹配的内容、形式图式,而这一输出过程,还需要考虑译入语语境与基本相互关系b,此时语言图式可能会有差异,因而在输出原语语义的符号表征之时,需要依据译入语语境作必要的调整构建形成语言图式b,也就是译入语语码。如此,做到形式、内容、语言图式的对应和等效后,才能确保两方隐喻的认知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