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技巧之变——21世纪全国18~61岁总人口四次随机抽样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导读:对2000年到2015年四次全国18~61岁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数据中的性技巧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1)中国人的性技巧在前10年中剧增,但在最近5年中基本持平。(2)在10种性技巧之中,存在的5个不同等级的禁忌:从接吻到肛交,禁忌的程度逐级加强。(3)性技巧的丰富程度与社会阶层的高低呈现为正向相关的趋势。(4)性技巧的丰富推动性关系/性生活的美好。 |
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于性技巧的研究已经历史久远,硕果累累,但对中国人的性技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英文文献中,直接针对中国人的性技巧的调查结果,仅有Laumann与Parish两位作者的论文,而他们二位恰恰是笔者2000年的第一次调查的合作者。在中文文献中,关于性技巧的论文同样是寥若晨星使用《中国知网》检索,绝大多数有关文章都是医疗、性生活满意度、同性性行为;仅有的直接分析性技巧的实证文章,均已列入参考文献。。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严重“性技巧禁忌”使人们对性生活中的技术环节关注尚未上升到理性及科学对待层面,从而拉开了与国际学术研究之间的差距。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进入“性化”的时代。但是由于“扫黄”,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往往只能讨论人们在性关系方面的变化,却不被允许揭示人们在性技巧方面的急剧发展,本研究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2000年、2006年、2010年、2015年中国境内18~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中进行随机抽样。
1.2 研究内容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社会地位)、收入、婚姻状况(含同居);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双方情感状态;在婚(含同居)者的性生活细节、性生活技巧、性生活障碍、未婚者的恋爱与性、非婚性关系、同性性行为、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遭到性侵害、遭到性骚扰、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只需要回答其中的86个提问;如果上述各种情况都有,则回答280个提问在2015年,由于经费所限,调查内容缩减为最多192个。
1.3 研究方法
1.3.1 抽样方法 4次资料获取所使用的抽样框、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的分层原则如下: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往下抽取第4名的街道和镇,再往下抽取第4名的居委会或者行政村,再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在抽样终端中,2015年由于种种客观困难,不得不进行比例分配抽样。
1.3.2 实地调查方法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笔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上述四次全国调查的操作方法的细节,笔者在200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中写下两万多字的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再赘述。: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笔者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培训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1.3.3 分析与统计方法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分布与国家数据一致,下面不再列出;使用PASW18.0软件(原SPSS);分类变量用卡方检验,数值变量用t检验,统计学显著性水平α=0.05。以社会分层变量和四次调查的差异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复杂抽样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纯贡献”。
2 结果
2.1 性技巧革命的成功
中文文献里已经有不多的论文,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性技巧的内容,但是均为局部人口的、部分内容的或者仅限女性的。在笔者的调查问卷中,只有那些在四次调查的时候与性伴侣生活在一起的(包括结婚和非婚同居)、在调查之前的12个月里曾经有过性生活的人的性技巧。其中,当时是与同性别的人同居的人只占0.6%,因此在排除了这些人之后,本文所讨论的一切性技巧,都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
到2010年为止,前5种性技巧的采用率已经达到极限,不大可能再增加了,因为总会有一定比例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采用这些方法的。因此到2015年调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询问前五种性技巧了,只询问后5种。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采用过后5种性技巧的人,从2000年到2010年都是迅猛增加的,几乎都是增加了一倍;可是从2010年到2015年,却基本持平,停止再增加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从2000年到2010年的短短10年里,性技巧采用率的成倍增加,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性技巧的革命”。可是到2015年之所以会停滞不前,说明这个革命已经成功了,想这样做的人都已经做到,不可能再继续增加。反过来说则是:“性技巧的革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下去,因为仍然有五分之二左右的中国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也无法接受女上位和后入位的性生活方式。同样地,也仍然有五分之三左右的中国人,确实接受不了口交,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对方做。
2.2 性技巧禁忌的等级变化
虽然中国人在别人面前基本上闭口不谈性技巧,但是在人们的实际性生活中,却存在着5个鲜明的禁忌等级。笔者按照平均发生率,把性技巧从最宽容到最禁忌,排列如下。最宽容的第1级,中国人对于接吻几乎是毫无禁忌,在前三次调查中做过的人高达平均84.5%。比较宽容的第2级,如果仅仅是手的动作就非常宽容,无论是抚摸乳头还是抚摸外阴,无论是自己抚摸对方还是相反,作过这4种动作的人的,在前三次调查中平均发生率是77.1%。中间状态的第3级,对于全身的动作和姿势(女上位与后入位)的宽容,在2010年之前一直在增加,到2015年虽然不再增加了,但是四次调查的平均值也保持在三分之二的高位,说明大多数人仍然并不禁忌之。比较禁忌的第4级是口交,无论是谁对谁口交,中国人都比较禁忌;在2000年的时候仅仅占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到2010年增加到35%~39%,然后到2015年就持平了,停留在平均大约37%;比女上位和后入位的比例低了30个百分点。最禁忌的是第5级,肛交是中国人很难容忍的。从2000年到2015年,虽然增幅令人惊讶,但是所占比例也只不过是八分之一,不仅远远低于两种体位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口交。总之,虽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地写过,什么样的性技巧可以采用或不可以采用,但是在人们的性生活实践中却明明白白地存在着这样5种排序的禁忌等级。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多数普通人在实践着这5级禁忌的时候,并没有提出任何理性的或者抽象的认识,更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升华到性哲学的高度。因此,这些禁忌并没有伴随任何惩罚措施,也没有根据说曾经真的被惩罚过。
2.3 性技巧丰富度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2.3.1 性技巧的丰富程度的测度 笔者把四次调查中都有的那5种性技巧都赋值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0;有时候这样做=1;经常这样做=2;然后把5个数值加总,形成一个从0分到9分的整体上的性技巧的丰富程度的连续变量。总分越高说明性技巧越丰富,其中肛交由于在前三次调查中只问了有没有,所以只有0和1这两个赋值。这样,我们得到的统计结果是:2000年的性技巧平均得分是1.35,到2006年增加为2.19,到2010年再增加到2.68,然后到2015年持平在2.55。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的性技巧在不断地更加丰富,但是在最近5年中止步不前,基本持平,标志着革命的成功。
2.3.2 社会阶层越高,性技巧越丰富 本节之所以集中讨论社会阶层所发挥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在21世纪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这种情况是否对于个人的性技巧丰富程度的变化发挥了作用,这不仅是中国学者也是中国普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表3以性技巧得分(0~9连续变量)为因变量,以表中的社会因素为自变量,以四次调查的差异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男人、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住在城市的、收入更高的、未婚同居的、离家外出时间更长的、参加社会交往更多的、非常健康的那些中国人,性技巧的总分也就越高。一言以蔽之:社会地位相对更高的那些人,性技巧也就更加丰富。或者说,性技巧更加丰富,这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下作之事,而是中国社会里领先阶层的雅兴,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
2.4 性技巧推动性美好
普通人最关心的,很可能不是笔者上述的分析,而是一个目前国内很少研究的问题:性技巧越多,性生活是不是就越美好呢?
2.4.1 对于性高潮的作用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笔者把性高潮的频率作为因变量,把性技巧的得分作为自变量,加上7个社会分层的控制变量四次调查的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级、居住地的级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对男人和女人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四次调查的7045位男人和7956位女性;分层=2,单位=288和290;R方=0.123和0.145。。统计结果不出所料,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排除了社会分层的影响之后,性技巧的得分越高,那么他们/她们的性高潮也就越多,呈现为显著相关(Sig.=0.000)。从估计值来看,性技巧得分为0的男人(5种性技巧都没有采用过),与性技巧满分的男人(5种都经常用)相比,性高潮频率(5级)会降低1.6个等级;在女性中则是降低1.1个等级。反过来说则是性技巧越多,性高潮也就越多。
2.4.2 对于性生活满意度的作用 毫无疑问,性高潮并不是美好性生活的一切,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性生活是不是满意,可能更加重要;很需要分析。因此,笔者仍然采用上述7个社会分层控制变量,只不过把因变量换成“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四次调查的14994位男女;分层=2,单位=292;R方=0.163,以便检验一下性技巧是否对于性生活满意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其结果是:从估计值(Parameter Estimatesb)来看,性技巧得分低于3分的人与性技巧满分的人相比,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5级)会降低0.5个等级。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笔者的假设:在排除了7个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之后,性技巧的得分越高,那么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呈现为显著的相关(Sig.=0.000)。
2.4.3 对于互爱的程度的作用 很多人都觉得,性生活的美好不仅仅是性高潮更多,还必须包括爱情程度更高在内。为此,笔者采用与上面相同的控制变量,只是把因变量改成“双方互爱的程度”(自己爱对方的程度加上对方爱自己的程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四次调查的14999位男女;分层=2,单位=292;R方=0.151。结果,无论男女,性技巧的得分越高,双方互爱的程度也就越高(Sig.=0.000)。从估计值来看,性技巧得分低于3分的人与性技巧满分的人相比,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8级)会降低0.5个等级。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实践证明,性技巧是性生活和性关系更加美好的重要推动力。性技巧的不断丰富,已经而且必将继续造福于中国人的性与爱。
3 讨论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中,性交一直被解释为夫妻之间为了生育后代而进行的一种严肃的仪式,因此倾向于排斥性技巧。早期道家把性交过程解释为一种得道成仙的修炼手段,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性技巧。佛家则把它解释为一种“苦”。这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都在客观上抑制了性技巧的发展。虽然“房中术”一度流行,但在唐代之后就彻底失传,对于此后中国人的性实践而言,无足轻重。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中始终缺乏对于性技巧的抽象思维和理论阐述,也就是缺乏性的哲学。可是与此同时,在人们的日常性生活里,不但确实存在着本文所发现的5个等级的禁忌,而且使用各种性技巧的人都在21世纪中显著地变化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疑问:性技巧的禁忌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等诸家学说很少发布过关于性生活的论述,更没有关于性技巧的只言片语。那么人们究竟是依据什么来指导自己的性生活呢?为什么会对某种性技巧乐此不疲或者深恶痛绝呢?又是因为什么在最近15年里焕然一新呢?这就不能不引入“性的行为训练”这一概念。这里的“行为训练”,说的不仅仅是对于性行为的训练,而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如果社会对我们的所有其他行为都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训练,那么即使性是不可言传的,我们也还是会做出大体上符合社会期望的性活动,哪怕有些临场发挥,也仍然会是万变不离其宗。这方面的例证简直太多了。在中国性革命之前,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不怒而威的“真君子”,我们能够期望他在性生活里龙腾虎跃、如颠似狂吗?反之,在性革命之后,我们还能够指望一个活力四射、尽情尽兴的“阳光女孩”,在性生活中去“恪守妇道”吗?性既不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也不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它与整个人格密不可分。这正是性革命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在性这个最隐秘的领域中能够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那么我们的人格就会更加丰富,整个社会也就会更加美好。”性技巧也是如此。虽然不会有任何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真的会去教导或者约束别人的性技巧,但是除了性生活以外,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却一生一世地接受着行为训练,也就是“合规矩、有家教”。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我小时在姥姥家长大,姥姥不识字但老理特多,教我食不言睡不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饭不能扒拉菜、不能吧唧嘴、不能一盘菜连续下三筷子、饭桌上不准放屁、不能放下筷子就去茅房……。内急咋办?憋着,下次就改了。理发、剃须、洗脸、干净衣服、站直坐正不抖腿,不仅仅是自己的事,也是对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尊敬。”这样的“日常行为举止训练”,说到底,就是要在他人的注视中,保持自己良好的社会身份。因为凡是“放浪形骸”、“举止粗俗”、“不像样”、“不正经”的行为,都已经被社会规定为是“下流”,也就是底层人口(流氓)特有的被歧视的标签。在这种一生一世的训练中,中上阶层的人们已经把“规矩”和“家教”内化为自己的“自觉”,甚至成为潜意识,时时刻刻指导和制约着自己的任何一种行为。这种“自觉”渗透到性生活中,人们就无法自由自在地使用自己的肢体和器官,就会产生本文前面所分析的性技巧的禁忌。例如,对于女上位和后入位的禁忌,就是日常生活中对于形体动作的长期训练(正襟危坐、站如松坐如钟等等),在性生活中的直接体现。对于口交的禁忌则是来自于对于嘴的日常禁忌,例如相信“病从口入”、不可以用嘴直接叼取食物、不准当众抹嘴剔牙等等。对于肛交的禁忌则是一种“器官特殊化”的日常训练的产物,就是赋予肛门某种极其特殊的性质和意义,使得性行为不可以针对它。更进一步说,这种性生活的规矩,就是“身体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对于原本应该是最放纵、最多样、最激情的性生活的自我约束,最终实现自己对于自己肉身的精神控制。尽人皆知,这是非常非常难以做到的;可是恰恰因此,“实现自控”这种广义上的“禁欲”,就成为传统社会中所谓“道德”的根本目标,也是一切宗教之所以具有感召力的根本原因。可是,最近的30年里,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规范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其最主要的走向就是日益欢快、活泼、阳光、青春和不拘一格。人们不再欣赏也不再遵循那些“老成持重”、“不苟言笑”、“静如处子”的老规矩,反而把这样的身体形象贬斥为呆如木鸡、心如古井和半死不活。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深入到人们的性生活之中,所以,性技巧的革命也就应运而生。其背后则是“性的快乐主义”的方兴未艾。从身体研究的视角来看,性技巧革命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是身体自主性的发扬光大,是“肉身体验”这个人类的本源动力,在不断地挑战和改造“社会控制”这个异己之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好理想正在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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